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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台商】 曲終人散?—諦聽吳介民《尋租中國》的台商進行曲

精選書評
2019-09-27 | 《尋租中國》書影

文/陳秉楠

拜讀吳介民(註一)的《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解決筆者對中國的很多疑惑與誤解,可謂「開卷有益」。這樣大部頭的學術書籍,竟然成功在暢銷書排行榜上,佔了一席之地(註二),可見許多讀者對理解中國,有越來越迫切且深刻的需求。部分西方專家一廂情願以為經濟改革最終會帶來政治改革,從2018年美中貿易戰以來,才開始改弦易轍。吳介民界定中國是「尋租發展型國家」,也是舉世少見的模式。做為臺灣人,不論您立場如何,知彼知己,老實讀懂中國,才是台灣突破之道。以下,就讓筆者為各位讀者服務,娓娓道來本書的重點與延伸思考。

《尋租中國》主要解答讀者(尤其是台灣讀者)三個問題:


一、台商在中國崛起裡扮演什麼角色?台商如何在不同時期與中國政府周旋?

若以台灣戰略本位的角度,吳介民認為台商在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同時中國也運用這些經濟果實,加強了自己兼併台灣的能力。本書也呈現中國地方政府乃至中央,結構性尋租(Rent-seeking,註三)的各種面貌。
 


《尋租中國》作者吳介民。圖片來源:資料照

四十年前,當中共摸索對外開放的路徑時,曾看中台灣企業的出口創匯能力。吳介民認為台商幫助中國產業與世界接軌,隨著全球價值鏈移入,將中國打造為世界工廠,累積龐大外匯,推動經濟與軍事的現代化。這個過程,又分為兩階段:1970年代至2000年代,是中國由國家社會主義體制,轉型為資本主義經濟體制;2000年後,中國開始進行所謂「騰籠換鳥」的產業轉型,對台商與外資,都產生挑戰。作者對本問題除了宏觀歸納整體趨勢,也仔細分析台商個案,如化名台陽公司、台鑫鞋業集團(台鑫疑為寶成)、絲麥兒鞋業公司,它們因應模式的方方面面。細部的看去,台商要面臨政商關係的變化、早期各種非制度性費用(工繳費匯差、保護費、掛靠費、管理費,合稱「人頭稅」)、幹部在地化、營運成本增加(人頭稅隱沒,出現社保費、住房公積金等費用)、罷工事件頻傳、產業升級壓力及關廠風險。

面對這些挑戰,「製鞋業的富士康」的台鑫鞋業集團(疑為寶成)就採取產線外移(移去東南亞國家)、內陸設廠,總公司轉型成控股公司,作為因應;又如絲麥兒鞋業公司,成為國際品牌大廠和中資廠之間的仲介者角色:由台商接單,再轉單中資廠代工,並由台商代表國際大廠監督品質。這都呈現台商在中國面對經營挑戰的策略和彈性。

《尋租中國》研究台商在中國的發展史,台商不得不遵循中國的「尋租型發展國家」的規則。中國一方面也透過貿易,納入世界體系,但同時也試圖改變、挑戰世界體系的規則。這引來美國的注意,種下2018年初貿易戰的遠因。換句話說,中國並沒有一如美國預期,成為一個遵守貿易體系規則的大國;另一方面,中國並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產生強大的中產階級,要求落實更好的公民權益,施行民主;中國反而從國家社會主義,透過與政治權力關係深厚的人物持股的方式,形成「國進民退」的趨勢,讓國家可以一手掌握國營、民營企業,變成國家資本主義,而這些企業又肩負著中央給他們的「民族存亡」、「政治穩定」的使命,以內需市場而言,這種經營環境,對外資與台商而言,儘管有發展機會與獲利的空間,但不可否認,也存在著可見的與難以預測的風險(例如:中國吉小安吞併新光吳昕達的北京精品百貨。見《商業周刊》1034期〈名駒遇到狼〉)。

 

《商業周刊》1034期〈名駒遇到狼〉。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二、中國產業下一階段的發展重點與模式,以及台商乃至台灣如何因應?

從「廣東模式」演變成尋租發展型國家,到欲達到「中國製造2025」目標,與習近平的「一帶一路」「中國夢」的倡議,其實是分進合擊,欲異曲同工。唐米樂(Tom Miller)研究中國在全球「一帶一路」的建設與影響後,他批評:「中國將在全亞洲投射更大的政治和軍事實力,不論亞洲人想不想要」(註四)。往遠處想,習近平「一帶一路」的「中國夢」目標之重面子,實在遠不如改革開放初期的「廣東模式」重裡子。「廣東模式」作為中共起家之基,現在當然也物換星移,但不變的是,中共雖然享受了「廣東模式」的成功果實,也加強了他們在國際關係上的實力,但他們在發展上,仍然得回應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政治轉型的挑戰。但中共選擇的回應方式是運用高科技(數位監控、社會信用累積系統等),加強對社會方方面面的掌控。但技術取徑的社會控制,服務於「從娃娃抓起」的意識形態信仰,總是會有破口。1989年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塌、東歐前蘇聯體系國家,就是歷史明鑑,這並不是「竟無一人是男兒」(註五)可以解決的。

台商從中國經營環境轉趨困難,產業政策騰籠換鳥之際,發現自己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族,那個國家提供更好的產業優惠政策、人力資源、供應鏈、物流網與健全的金流網,他們就會往那個國家紮營生產。例如各平面、電子媒體披露的,由中國轉進東南亞的台商,也是在西進中國四十年的歲月中,汲取經驗與教訓,攀住全球產業價值鏈的階梯升級,展現台商的韌性。


三、中國尋租模式所付出的代價是什麼?犧牲者是誰?

吳介民認為中國出口導向的成長模式,主要靠剝削「農民工」、「民工」而達到高積累,並壓抑農民工的購買力,使中國政府能獲得龐大資金從事基礎建設。政府的手段是透過戶籍與人口移動的控制,在中國境內製造階級,形成國家政策與資源的差別待遇。這些被「編戶齊民」的外來移動人口,其趨勢主要是由內陸移向沿海,以改革開放以來,引入民工最早也最多的深圳、東莞為例,深圳有高達70.8%的非戶籍常住人口,東莞更高達77.3%。這些民工過去是撐起整個產業的人力資源,這些人口也帶出相關經濟效應,諸如各種勞務、教育、飲食與住房等市場,是當地人口的主要構成部份,但當地政府在給予戶籍部份上,仍裹足不前,充滿地方保護主義的色彩。
 

中國大陸農民工。圖片來源:資料照

吳介民總結這種剝削的體制為「公民身份差序體制」(更有甚者,有人稱為「內部殖民」),儘管近年來有所改善,但效果尚未顯著,甚至當中央乃至地方政府一紙命令下來,這些外來民工,就是首當其衝,被整肅掃除的對象。2017年11月8日,北京大興區發生19人死亡的大火,緊接著,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就發起為期40天的「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動」,在傳媒上,蔡奇要求「堅定有序推進專項清理工作」,在政府機關的文件裡,要求切除「低端人口」—對低學歷、低收入、低端產業人群的非正式稱呼。切除低端人口,為得是北京的安全,「騰籠換鳥」優化產業結構,但卻是這些民工,在沒有公民參與、審議施政的合法過程下,犧牲各種權益,包含勞權、醫權、教育權、居住權,備受歧視所換來的。此外,吳介民聚焦在中國產業變遷與政策變化,尚未及於中國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中國各地環境付出的代價。2015年柴靜的紀錄片《穹頂之下》,就揭露了嚴重的霧霾污染,也讓廣大的觀眾,認識了PM2.5。上述種種,都是一味追捧中國的傳媒和個人,常常避而不談的。

如果統一,你會不會是下一個「低端人口」?

「公民身份差序體制」對台灣人的警示是:在今日兩岸局勢中,中共統戰目標是入島、入戶、入心,一改2014年以前,那種國共合作平台、買辦經濟的模式,所以推出惠台31政策、準國民待遇,似乎將台灣人奉為上賓,但看著香港回歸後,施行《基本法》後的種種情況,公民權不彰,導致港府施政被親中、建制派所把持,廣大基層的民意,無處伸屈,終於累積出「反送中運動」。台灣那些倡導西進中國為正途的人,你如何確保現在這些「優惠待遇」,可以五十年不變?假設時移勢易,座上賓的台灣人,會不會一夕淪為被切除的「低端人口」?

鄧小平對於香港97回歸後,曾說「歌照唱,舞照跳」,承諾五十年不變。但看著中國尋租模式之變,看著香港由夏入秋仍暗潮洶湧的反送中浪潮。對於香港與台灣來說,「中國夢」的音樂停了,舞會也結束了。

夢,也該醒了。


註一: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註二:《尋租中國》今年初出版,正逢中美貿易戰劇烈,這本對一般讀者而言又厚又硬的學術著作,竟擠上博客來排行榜,1個月後2刷。見簡竹書著,林煒凱攝影,陳建彰影音:《鏡週刊》〈地攤上的政治學家—吳介民〉,2019年6月24日刊登,網址:http://bit.ly/2kLkqBj。
註三:「尋租」就是尋求經濟租金的簡稱,又稱為競租,是為獲得和維持壟斷地位而得到利潤(亦即壟斷租金)所從事的非生產性活動。例如:政府部門通過設置一些收費項目,來為自己的部門謀求利益。有的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個人撈取好處,有的企業賄賂官員為企業得到營利項目、特許權或其它稀缺的資源。「尋租」是既得利益者對利益的維護、對利益進行再分配。這往往使政府的決策或運作受利益集團或個人的擺佈。這些行為有的非法,有的合法但不合理,常演變腐敗與社會不公、動亂之源。見MBA智庫百科,網址:http://bit.ly/2kBRmfE。
註四:唐米樂(Tom Miller):《中國的亞洲夢:一帶一路,全面解讀》(臺北:時報文化,2017),頁218。
註五:習近平對共產黨幹部的內部講話,評論蘇聯解體。引自路透社記者林洸耀:《把脈中國:對習近平的第一手觀察》(臺北:天下文化,2016)。



(本文僅代表作者意見,若有任何指教,歡迎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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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取自:資料照

作者

陳秉楠

已婚,育有二子。高雄成長,臺北求學,並在北部發展學術、教學與文創職涯。目前定居桃園,為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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