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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論壇

【余杰專欄】將最寶貴的信息裝進漂流瓶:評劉仲敬《近代史的墮落》

精選書評
2017-09-01 | 上圖為中國廣東省黃埔陸軍官校遺址

我在臉書上看到一位台灣歷史老師感嘆說:「每次學生學到民國歷史的部分,都會鬼打牆似的陷入跟民初政治一樣的混亂狀態,猜想許多老師教到這裡即使有心,也因為歷史的複雜性導致自己也變得腦袋複雜起來了,最後師生皆敗在此段歷史情境裡,一屆過一屆,記憶力佳者硬背死背,管他死活,生吞活剝,求個保險。

然而,這幾年大考的趨勢又不大考這個區塊的政治紛擾,考試引導教學加上人人都無法放心的結果,使得學生練題目求心安時寫到僵化死記的題目一旦寫錯了,就感到心底難踏實,積極點的甚至反過來以為是哪裡沒背到?又去背一些瑣碎肢離的知識,形成知識嚇人,人又被知識嚇到的折磨循環,於是乎,從中華民國建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這一段歷史,永遠都是師生的煎熬以及灰暗的教學區塊。」

學生時代,我在彼岸的中國也有過類似的經歷。這個困局是否無解?我的建議是,拋開歷史教科書,讀一讀劉仲敬。

歷史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作為一門學科的歷史,其存在意義在哪裡?歷史學家陳寅恪有一句詩:「讀史早知今日事。」這是歷史學家特有的睿智,聖經早就說過:「日光之下無新事。」多年前,我寫關於陳寅恪的一篇文章就用這句詩為題目,無獨有偶,劉仲敬也用這句詩表達其歷史觀。「讓歷史告訴未來」是歷史學家的本分,做不到的人不配稱為歷史學家。在此維度上,王國維、陳寅恪、錢穆、余英時顯然比顧頡剛、吳晗、翦伯贊、范文瀾聰明得多(編按:後四者皆在文化大革命受害)。歷史觀念必將影響政治立場,而政治立場必然決定人身安危。

在尚未受到中共當局嚴重的政治迫害之時,劉仲敬主動選擇自我流放、移居美國,也是出於此種史家的智慧。他對中國的未來持悲觀看法,他在一篇訪問中說:「在可以預計的未來,將經濟資源和組織資源留在國內發展,對個人而言不是最佳選擇。同樣的資源和時間,足以使他在海外取得更大的成績。如果有人一定要這樣做,就必須有利害關係以外的其他動機。對於根本沒有資源可以利用的人,其實本來就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們必須自己發展這些資源,自己保護自己,面對其間無法預計的風險。」如果不願當殉道者或陪葬者,就要主動、提前規避中國崩壞之後加諸於個體生命的巨大風險。在過去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上,類似的危機多次出現,彙集成了一條「近代史的墮落」的下垂曲線。


余杰著作《一九二七 民國之死》,照片來源:蔡松伯


我在《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中,劉仲敬在《近代史的墮落》中,不約而同選擇「史傳」傳統(編按:史傳為一種歷史文學,除了刻畫人物,也寓含作者評論)呈現更為真實的歷史。我們對人物選擇和評價,迥異於國共兩黨的歷史教科書。

國學大師王國維為何自殺?
比如,我們都向被國共兩黨史家貶斥爲「保皇派」的國學大師王國維高度致敬。在北伐軍節節勝利之際,王國維為何會投湖自殺?他的自殺,不單單是受好友葉德輝被湖南暴民殺害(毛澤東在湖南掀起的「痞子運動」的後果之一)的刺激,更是因為他發現了中國近代歷史的可怕軌跡--「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用劉仲敬的話來說就是:「黨軍是否打算害誰並不重要,因為黨軍出現的事實本身就如同老鼠跳上甲板、不再怕人的徵兆。」

王國維是那個大時代最清醒的觀察家,他誓不受辱,質本潔來還潔去。果然,他棄世之後,國民黨征服半個中國,共產黨又席捲幾乎整個中國,並迎來「人相食」的「美麗新世界」。


上圖為王國維,融合中西學術,在文學、考古學、美學、哲學均有相當大的成就,1927年6月自沉頤和園。來源:維基百科


若放寬歷史的視界就會發現,二零一七跟一九二七有什麽差別呢?那麽,此時此刻,知識分子該如何自處?以六四大屠殺倖存者自居的劉曉波,決心與天安門母親站在一起,不畏將牢底坐穿的使命。如果沒有劉曉波「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犧牲精神和道德勇氣,誰能像劉仲敬那樣,忠實地記錄並傳遞真相:「如果你首先看到老鼠跳上餐桌,然後看到智者教育兒童不用害怕,最後看到救生艇莫名其妙地少了許多;你會不會急於研究老鼠的生物學特徵,或是急於聯絡愛貓人士捉老鼠?實際上,你最應該做一件事:將最寶貴的資訊裝進漂流瓶,投入大海。接下來的事情,不再與你有關。『孫盛陽秋海外傳,所南心史井中藏。』、『種子也許落入石田,也許落入沃土。』如是而已。」這樣做的人,仍然「多乎哉,不多也」。悲觀而不絕望、低調而不自卑,背後乃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信念。

劉仲敬的一系列歷史學著作,就是他奮力扔出的「漂流瓶」。他放入「漂流瓶」的那張紙條上,寫著哪些秘密呢?我從他的書中讀出了「三重解構」:解構中華民國、解構中國、解構中華民族。即便在國內的「公共知識分子」和海外所謂的「反共陣營」當中,這樣的解構也是不被待見的——誰願意傾聽耶利米(編按:猶太先知,苦勸猶太人悔改,卻親眼見證亡國)的哀歌呢?

解構中華民國
現今共產黨盡失民心之際,一群策士打起了「中華民國牌」。「民國熱」熱到高燒地步,孫文和蔣介石重新炙手可熱。在台灣已成為過街老鼠的國民黨,在中國卻是人見人愛的「香餑餑」(編按:比喻受歡迎或熱門)。這種思維方式就是:不要共產黨,就要國民黨。人們偏偏忘記了,國民黨和共產黨不都是蘇共培育出來的孿生怪胎嗎?沒有史達林和孫文,哪有毛澤東和蔣介石?中華民國(尤其是一九二七年後的南京國民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享同樣的革命傳統和獨裁模式。

我在《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中指出,正宗的中華民國亡於一九二七年的黨軍北伐,形式上的北京政府在一九二八年灰飛煙滅。而在實質性的意義上,此前孫文和段祺瑞就已聯手終結了中華民國的法統。孫文不是中華民國的國父,乃是中華民國的催命鬼。

劉仲敬《近代史的墮落》中關於孫文的一節論述不甚出彩,他在另一次的訪談中卻有一番石破天驚的論述:「廣州商團若能盡殲黨軍及蘇俄顧問,送孫、蔣二公回上海租界,則江東本部絕不至糜爛。」換言之,孫文屠殺商團,乃是南方「赤化」之開端,並敲響了中華民國之喪鐘。(編按:廣州商團向來有自衛傳統,因購買槍枝遭受蔣介石扣留而發動抗爭,反對以孫文為首的廣州軍政府。)

孫文向商團開戰,使用的是對待敵國的屠城術。黨軍高層唆使理髮工人使用三百箱煤油引發大火,焚毀西關商鋪及燒死商團支持者。目擊者報告稱,軍隊佔據屋頂,向逃往街道上的商團和難民射擊,大群難民逃往太平馬路,被軍隊迫退回火區,直至焚斃,平民死傷約兩千人,是為「西關屠城血案」。


廣州商團團長陳廉伯,兵敗後逃回香港,廣州西關商業區遭到黃埔軍屠城。照片來源:維基百科


武師黃飛鴻的「寶芝林」就在此次事件中焚毀,黃飛鴻絕不會向香港電影中那樣擔任孫文的衛士。此後,孫文在家鄉父老心目中聲名狼藉。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文離粵前夕,由廣東各界人民組織的「各界救粵聯合會」在香港發出通電,指控其「禍國禍粵」十一大罪狀:搖動國體,妄行共產主義,縱兵殃民,摧殘民治,破壞金融,抽剝民產,大開煙賭,摧殘教育,蹂躪實業,破壞司法,鏟滅商民團。

站在孫文對立面的,是在國共兩黨官方歷史敘事中被妖魔化的廣州商團(編按:認為商團是受英美或直系軍閥操控,但沒有直接證據可證明)。劉仲敬爲商團平反說:「廣州商團本來是最接近歐洲式自治的,跟倫敦商會很像,只是不如它強大。」孫文鎮壓商團,扼殺了地方自治和資本主義的萌芽:「孫文以廣東為根據地,國民黨才能夠佔據江南,在東南五省建立自己的權力機構;然後蔣介石又把上海當成奶牛來擠,依靠上海來武裝自己,實現全國的中央集權;再然後蔣撕毀條約,結果就是爆發中日戰爭,中日戰爭就是以上海和東南部為主要戰場,戰爭的結果是把共產黨送上中國政治的中心舞臺。這一系列結果草蛇灰線(編按:意味留下隱約可循的線索),蘇聯始終是幕後的操盤手,而國民黨、共產黨始終是在起破壞性的作用。」

商團被消滅,英美資本主義經濟和民主政治也被消滅,中國隨後走向蘇俄式的共產極權。神州何其不幸,真的中華民國如同短命的威瑪共和,假的中華民國則爲孫文修築超過帝王陵墓的中山陵。中國不是沒有走向自由的機會,劉仲敬有一番浮想聯翩:「孫文在廣州搞的軍政府,力量是很薄弱的,商團憑那點雇傭兵本可以平起平坐打一下,當時英國如果給力一點,或者商團的領導更強勢一點,說不定就把孫滅掉了,滅掉之後中國就會長期處在各路軍閥的統治之下,只要條約體系不破壞,那種前途肯定比國民黨和共產黨統治中國要好得多,後來一系列最壞的事情就不會發生。」

民國並非國民黨獨霸的民國,還有其他被遮蔽的面向:廣州商團的民國,北洋的民國,章太炎的民國,黃興的民國,宋教仁的民國,個個都比國民黨的民國好(編按:因為他們心中的民國皆非列寧式的黨國一體)。

劉仲敬指出:「什麼是民國?她不是一些事件,甚至不是一條道路,只是一個模模糊糊的方向。在這個方向上,也許有許多條路,也許一條路也沒有,也許有高速列車接送,也許必須自己開路。地圖是重要的,但不會比方向更為重要。道路決定命運,但方向決定了道路的命運。方向是價值決斷的產物,超乎實證知識的層面。價值源于產生你的傳統和你選擇的傳統,是一切論證的起點而非結論。如果你決定去更加溫暖的地方,你就要選擇去廣州的馬車、拒絕去北京的飛機。」然而,人們沒有拒絕而是擁抱「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民國成了沒有公民「的動物農莊」。

解構中國
在近代人物當中,我關注沒有掌權的梁啓超和章太炎,超過在政治前臺的袁世凱和孫文。所謂「觀念改變世界」,沒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沒有原子彈;沒有尼采的「上帝死了」,就沒有希特勒修建焚屍爐;同樣的道理,清末民初沒有梁啓超和章太炎的論戰,也不會有以後「華夏」轉型爲「中國」,用劉仲敬的話來說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種種災難的根源在於,『中國』這個概念的建構。」


章太炎為清末民初的思想家與史學家,也是漢族民族主義者。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孫文不是中華民國的國父,章太炎才是,中華民國這個名字是章太炎起的。當孫文的徒子徒孫在蘇俄的金錢和武力的支持下顛覆中華民國法統之後,章太炎終身以「中華民國遺民」自居。幸虧他死於共產黨中國建立之前,否則「雙重遺民」的悲哀如何能承受。

章太炎的中華民國與梁啓超的中國是相互對立衝突的概念,章太炎秉持筆政的《民報》與梁啓超秉持筆政的《新民叢報》在滿清顛覆之前論戰了十年。從表面上看,章太炎打贏了這場筆戰,因為此後近代史的車輪沿著革命的軌道而非改良的軌道前行;但從實質上而言,真正的勝利者是梁啓超。章太炎心目中的中華民國,是以「黃帝子孫」,也就是漢族為主體建構的近代歐洲式的民族國家,既然要「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在章太炎和革命派最初設想的中華民國當中,當然沒有滿族等韃虜的位置,起版圖也不再包括邊疆的「藩屬國」。

而對於梁啓超來說,劉仲敬認為:「梁啓超沒有多少理由熱愛大清,但不能忘情於大清的版圖,看清了章太炎的『黃帝子孫』的理論早晚會導致帝國的解體,決定發明『中華帝國』、『中華民族』的同生態位概念,與『中華民國』、『黃帝子孫』展開競爭。」最後,梁啓超像孫悟空一樣鑽進了章太炎的肚子裡,革命派的口號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變成了「五族共和」。也就是說要全面繼承清朝的帝國疆域與人口。

正如劉仲敬所說「梁啓超和『中國』幾乎就是一回事,因為中國這個概念就是他創造的,創造者和創造物的命運始終難捨難分」,「中國」這個超級帝國主義的概念的發明,使得滿清雖然覆亡了,卻並未像奧斯曼土耳其和奧匈帝國那樣解體。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失去了外蒙等原有的疆域,但大清的遺產基本得以保留。而從另一個層面來看,大清的帝國遺產又成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使得中國至今無法完成現代民族國家之建構,在寬敞的龍袍與緊縮的西裝革履之間無所適從。

中國雖然暫時逃避了鄂圖曼土耳其、奧匈帝國和蘇俄那樣的崩潰,但比那更嚴重的崩潰遲早會來。崩潰或許是新生的契機,劉仲敬作出的最好的設想是:「由於中國並不存在哪怕是廣州商團這樣脆弱的自治組織。博弈的結果很可能不是規則的建立,而是社會秩序的崩潰。在這場假設的崩潰以後,沿海地區將會面臨一個可以重新選擇命運的視窗期。如果這些地區能夠放棄太大的野心,滿足於切實可行的小目標,就能為自己爭取比民國時代更好的前途。……假定從上海到重慶、從大連到北海,存在一系列漢薩同盟式的自治市鎮,能夠爭取海上強國的政治保護,擁有五六十年的和平發展時間,政治自由是可能的。」但是,他其實深深地知道,這種美好的未來只是水月鏡花,現實中「只存在完全相反的格局」。

解構中華民族
梁啓超不僅創造了「中國」這個概念,還創造了「中華民族」這個概念。

自古以來,儒家傳統中就有「華夷」之辯,清末革命派繼承了這個傳統,用「華夷之辯」來否定滿清統治的合法性。章太炎直接辱罵大清的皇帝是「賤種」,這種粗暴的語言在任何現代文明國家都會被判為種族歧視。而「蘇報案」反倒讓入獄的章太炎獲得了全國性的名聲。(編按:1903年「蘇報」因發表激烈反清言論而被逮補查封,但引起言論自由與革命思想的風潮)

與章太炎相反,梁啓超故意模糊大清和中國的邊界,用「中華民族」這一子虛烏有的概念取代本來就已經夠模糊的「漢族」,從而達成民族認同和疆域的雙重統一。儘管經過「五胡亂華」之類的大動亂以及意外達成的「種族融合」,究竟什麽是純正的「漢族」早已沒有人能說得清楚了,但「漢族」的概念仍然在華夷之間設定了一條清晰的「楚河漢界」——「漢族」這個概念當然是排斥滿、蒙、回、藏、壯等「蠻夷」的。梁啓超清楚地意識到如果堅持使用「漢族」的概念,必然導致清帝國的解體,所以他從日本化的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種拿來一些四不像的素材,塑造成所謂的「中華民族」,以此彌合帝國的裂縫。

可惜,滿清皇族不能理解梁啓超的一番苦心,他們對康梁的仇恨定格在戊戌年間,他們將梁啓超這個苦口婆心的救命醫生當作比章太炎更危險的顛覆者。他們以為百姓像綿羊一樣乖乖聽話,殊不知,百姓早已不相信朝廷說的一切,百姓甚至沒有耐心聽梁啓超講道理,而直接爲章太炎的謾罵鼓掌。


上圖為梁啟超,「中華民族」的發明者,曾任中華民國司法總長、財政總長,照片來源:維基百科


就好像今天無論新華社說什麽,人們都認為是謊言;無論郭文貴說什麽,人們都認為是真相。清廷搞不清自己的狀況,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正如劉仲敬所指出的那樣:「朝廷尤其沒有意識到,在陌生的新媒體世界上,自己是極少數中的極少數。他們生活在聖旨和邸報的世界裡,總覺得讀者都是戰戰兢兢的奴才。」

大清覆亡了,但中國並未浴火重生。革命派用章太炎的理論成功地妖魔化了大清,點燃了革命的烽火;但革命之後,革命派還是要將梁啓超的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概念拿來爲我所用。梁啓超大概從未料到,特別是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會成為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利器,甚至比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更有吸引力,就如同盜火者沒有料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結局。梁啓超晚年勸導被左派迷了心竅的子女居然效果不佳,奮筆與共產思想周旋,卻無法阻止歷史的巨石轟然墮落。或許,梁啓超並未意識到,他自己才是打開潘朵拉的盒子的第一人。

梁啓超的「中華民族」與丘吉爾的「英語民族」這兩個概念,表面上看很相似,實際上南轅北轍。丘吉爾的「英語民族」背後是一整套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是大憲章和普通法,是喀爾文神學、清教徒精神催生的光榮革命,是今日在英美及說英語的國家內部生生不息的保守主義或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認同。

而梁啓超的「中華民族」的背後則空空如也——這怪不得梁啓超,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梁啓超固然可以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來,卻無法在兩千年中國皇權專制的傳統中剝離出支援自由的部分來,那個部分太過稀薄,根本無法成為建構「中華民族」的基石。

「中華民族」這個無所不包的概念充滿自相矛盾之處,宛如金庸武俠小說中的老頑童周伯通一樣,左右手互相搏鬥。自焚的藏人,反抗的維吾爾人,對「中華民族」毫無認同感,「中華民族」這個偽概念如同吸血鬼一般,吸飽了藏人的血、維吾爾人的血、蒙古人的血,變得面目猙獰、張牙舞爪,弱勢的東亞病夫仿佛變成了強勢的東方納粹。然而,習近平絞盡腦汁也趕不上希特勒: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形成了「日爾曼民族在種族上最為優越」之認同論述,並以此征服德語國家的民心;而習近平高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卻無法掩飾「一地雞毛」的無奈現實。

沒有解構,就沒有建構。對中華民國、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解構,是生成自由人的前提。劉仲敬的漂流瓶已經在沙灘上擱淺,人們有沒有勇氣打開它,閱讀他放入的那張紙條呢?



*封面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作者

余杰

異議作家,現為無國籍人士,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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