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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軌跡】政治大學政治系的政治犯:呂春沂的驚弓人生

轉型正義
2020-02-23 | 呂春沂教學舊照(化南新村,是家臉書專頁)

文/李禎祥(政治大學台史所碩士)
 
今(2019)年7月,筆者在政大的季陶樓通過碩士論文口試,正式結束台灣史研究所的歲月。季陶樓是「政大山城」(官方說法是「山上校區)的眾多城堡之一,山林清幽,蟲聲唧唧,的確是上課好所在。有趣的是,當前台灣史學研究重鎮的季陶樓,二十年前卻是台灣政治學研究的重鎮,1987年落成後,就是政大法學院的院址。政大法學院和「黨國」的關係難解難分,但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筆者喜歡觀察「共相」背後的「異相」。從這個角度穿越歷史迷霧,我看到從季陶樓走出來的,不是春風得意的官學兩棲教授,而是斯人憔悴的呂春沂(1923-2002)。
 

人氣教師命運乖舛    34年始終當講師

呂春沂是政治大學政治系的政治犯。有這三個「政治」加身的,教師有呂春沂和湯承業;學生有盧修一、許信良和最近去世的謝聰敏。不過後三人坐牢時都已畢業,只有呂、湯是「現役」的政大人;而湯承業的學術之路並未中斷,之後仍擔任東海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所(今社會科學所)研究員。只有呂春沂,在1965年的那場牢獄之災後,一直到1988年退休,身分都定格在「講師」。他離開政大時,應該是當時政治系最受人敬愛的教師(之一)。以他的淵博學問和桃李人望,在台灣解嚴後的官場,要做到部長不成問題。然而白色恐怖把他的政、學之路都畫上休止符。這位教政治的老師,因為極偶然的因緣,被政治毀了。
 
呂春沂,號辛成,廣西陸川人。出身望族,自幼聰穎,有「神童」之譽。省立鬱林高中畢業後,以全省會考第一名成績,保送中央政治學校(今國立政治大學)­。該校位於重慶,呂春沂因母病不便遠離,與這間黨校暫時無緣,於1942年考入學風自由的西南聯合大學政治系,與易君博為同學。西南聯大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學術陣容極一時之盛,但左派勢力也很活躍。呂春沂是反共的,曾成立反共社團「正風社」與左派學生論戰。但人生禍福難測,二十年後對他拋出絆馬索的,正是一起匪諜案。

 


西南聯大歷史照。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戰後,1946年秋,呂春沂從聯大畢業,來台灣旅遊。這時國共戰火復燃,加以某些因緣相牽,這一趟竟成永留,再也回不去了。他和1949年隨國民黨來台的軍民不同,他沒有辭鄉去國的心理準備,因此倍加思親,這一點為他的政治獄埋下深遠的伏筆。這段期間,他在省政府、新生報、新竹商職待過,為時都不長;1949年擔任花蓮救濟院習藝所所長。1951年北上,任教台北市立商職。1954年政大在台復校,先設研究所,隔年設系,呂春沂受聘擔任政治系講師,成為該校最元老的教師之一。
 

譯介歐洲新思潮 被特務頻頻盤查

教學之暇,呂春沂潛心學術研究。他很敏銳地觀察到戰後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福利思想的發展。「民主社會主義」是一種在政治上具有民主憲政內涵、經濟上走改良式社會主義的思想,目標是建設「福利國家」。在中國最大的響應者,就是張君勱創設的「中國民主社會黨」。
 
不過,民主社會主義在台灣的發展非常坎坷。國民黨把孫文的雜牌拼裝車「三民主義」黨國化,唯我獨尊;其他除資本主義外,一概不容。民社黨被國民黨滲透顛覆,成為花瓶政黨;張君勱1949年流亡海外,終身未歸。呂春沂不知是出於「憨膽」,還是誤以為身處「自由中國」,起初還在《人人週刊》、《合作界》、《新社會》等雜誌和《台灣新生報》、《公論報》為文介紹,認為未逾三民主義「以和平手段改革社會」的主張。殊不知「社會主義」是何等敏感的字眼,不管前面加什麼形容詞,對那些連「馬克吐溫」、「馬克斯韋伯」和「馬克思」都搞不清楚的思想警察而言,都是無法容忍的。於是特務頻頻上門盤查,問東問西。呂春沂踩了紅線,被迫輟筆,補貼家計的稿費中斷,生活更形拮据(這時他在台灣已結婚生子)。
 
1962年,調查局對花蓮的「潛匪」展開搜捕行動。先是調查花蓮中學教員陳楷川,後循線逮捕施清海。施曾在花蓮救濟院任職,供出當時與院長呂春沂交情不錯,彼此言談都對現實不滿,常批評政府,也都想回大陸。有一次,呂春沂說他認識一個朋友,在大陸有關係,可設法安排回大陸。但此事不了了之。調查局於是找上呂春沂,逼問這個朋友下落。呂春沂自從被特務刁難後,對調查局懷有高度戒心,努力與之周旋。他聲稱朋友姓梁,名字已忘,多年未見,可能在保險業任職,是由西南聯大政治系學長涂必憬所介紹。調查局鍥而不捨,果然查出一名「匪諜」,名叫梁紹和。
 

梁紹和案:中共社會局漏網之魚

接下來的案情發展,筆者相信出乎呂春沂、甚至調查局的預料。根據官方檔案,梁紹和是山東人,延安抗日大學出身,曾在棗園接受俄國人的無線電訓練。1949年,中共中央社會部先派間諜董孝龢(曾任職天津警備司令部、中國航運公司,與董浩雲家族有關係)來台,計畫架設秘密電台,搜集國民黨黨政情報;繼而派梁紹和來台協助,擔任報務員。梁在行前由中共「特工頭子」、社會部部長李克農接見,面授機宜,然後偷渡來台,設籍台北市大理街。筆者提到大理街,是因為翻閱官方檔案,才知道他的住址隔了幾十號,竟是筆者的老家。當然,那時筆者還未出生。
 

梁紹和相關檔案資料。圖片來源:國家檔案管理局
 
官方指控,董孝龢在台期間,曾吸收涂必憬,並和李朋聯絡。李朋是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生,1949年來台,與汪聲和合作:李搜集情報,汪架設電台並拍發給俄諜。在國共鬥爭中,「無線電台之戰」非常激烈,是當時尖端科技領域的無硝煙戰爭。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特設「電監所」把關,阻擋一切「匪波」。汪聲和的電台可能是唯一在台灣架設成功的「匪台」,但通報時斷,作用不大。董孝龢找上李朋,應是技術求援。不久董被驅逐出境,電台工作移交給梁紹和,並由郭振仁協助。郭是董孝龢的姻親,被董吸收,時任中央銀行台灣代表處電台報務員,負責將涂必憬和梁紹和搜集的情報,利用央行電台拍發給上海的中共電台,並接收中共傳達的指令。所用的密碼底本是《封神榜》和《三國誌》。
 
以上兩段所述,都密集發生在1949年。該年底中央銀行遷台,台灣代表處電台撤銷。梁紹和、郭振仁與上海的聯繫中斷,但仍以開設汽車修理廠為掩護籌設電台。1950年汪聲和、李朋被捕,判處死刑;同年中共社會部遣台間諜迭遭破獲(蕭明華案、蘇藝林案、陸效文案、張去非案等),情勢更為不利。1952年以後,在台「匪諜」,不論本省外省,已被消滅殆盡。梁紹和這幾個漏網之魚,放棄電台計畫,各自保命。他們不敢叛亂,也不去自首,成了「潛匪」。對國民黨而言,潛匪就是匪,沒有追訴期限。1962年,調查局手氣大順,從陳楷川查出施清海,從施清海查出呂春沂,從呂春沂查出梁紹和(當時已搬到渭水路),從梁紹和查出郭振仁;再從梁、郭查出移民美國的涂必憬。為此中華民國調查局還和美國聯邦調查局合作偵辦。
 

貴人大力救援 消了牢獄之災

從這個脈絡來看,呂春沂的涉案全屬偶然。他反共,和其他被告不同掛,本來兩不相干。只因1949年戒嚴,出入境設下巨障;呂春沂思鄉情切,四處打聽回大陸的機會,才找上學長涂必憬,才接觸梁紹和,也才惹禍上身。由於呂春沂之前譯介民主社會主義和福利國思想,已被特務點油作記號,這次又捲入案子,調查局自然磨刀霍霍,想將他打成「匪黨潛台工作人員」。這個罪名一旦成立,刑期最少十年起跳。
 
呂春沂是1965年1月18日被捕,正值寒假,開學後,學生就發現老師失蹤了。女兒呂子茵後來回憶,那年春節「家家門庭若市,來往祝賀拜年,只有我們家如一鬼宅無人聞問。我們母子四人躲在屋中,愁雲慘霧地不知未來會帶給我們如何的命運。也記得班上小朋友指著我罵說:你爸爸是壞人、是匪諜。我百口莫辯,氣憤填膺。」至於呂春沂,當時關在恐怖幽閉的三張犁留置室,調查局招牌刑求、可使人身心崩潰的「疲勞審訊」應該是免不了的。接著,再送到青島東路的警總軍法看守所起訴候審。
 
不過吉人天相,呂春沂羈押期間,包括望重士林的查良釗教授(曾任西南聯大訓導長,金庸的族兄)在內,多名師友挺身而出,為他作證清白,據說某位參謀長也仗義伸援。當局找不到他「為匪工作」的證據,又不想白白放了,於是安他一個「知匪不報」罪名,判刑一年,緩刑兩年,實際羈押五個月(1965.01.18-06.30)。呂春沂真的知匪不報嗎?這未免太小看延安棗園出身的梁紹和了。這些紅色特工偽裝隱蔽唯恐不及,豈會輕易表露身分?

 

延安棗園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處所在地。圖片來源:資料照
 
梁紹和與郭振仁,前者死刑,後者原判無期徒刑,被蔣介石批示「郭犯應即槍決」沒了命。之後還有一些餘波盪漾,追懲更多人;甚至十一年後,還羅織一個純然冤枉的辛俊明案,當局聲稱辛被梁吸收,判了五年。筆者研判,梁紹和案最重要的關鍵詞是「中共中央社會部」,該部派來台灣的間諜,只要被捕,幾乎都死路一條。
 
判決書說:「惟念被告呂春沂早年在西南聯大求學時期,即有反共行動;且四十三年執教政大以來,對匪黨理論尚多駁斥,有該校學生政治學筆記本可稽,足徵其思想反共,爰予從輕量刑。」這段話真正的亮點是,它調查並採納了有利被告的證據,這是完全違反警總軍法庭的SOP。可見呂春沂的貴人來頭不小。
 

特殊份子文字獄 零丁孤苦窮一生

這場政治獄表面上大事化小,其實災難才剛開始。首先,他被列入「特殊份子」,受到長期監控。其次,戰後歐美政治學的發展日新月異,他本來獲校方核准去美國密西根大學進修,因本案不能成行,且長期被限制出境(這是當局對特殊份子的處置之一)。所以當台灣政治學者普遍去西方取經和鍍金,回來陸續佔據要津時,他只能坐困台灣,學術生命難以開展。第三,他的家人飽嚐驚恐和精神威脅,為了安全著想,妻兒四口先到美國投靠親戚,呂春沂原想稍後再去團圓,卻被限制出境。於是,他在青年時期望斷鄉關,中年時期妻離子散,成為政大教職員宿舍「化南新村」的孤影人。晚年雖能出國,但在「學生還很需要我」的掛念下,也只能台北美國來來去去,天倫之樂斷斷續續。
 
第四,是更深層的恐懼。呂春沂自述:「遭此文字獄,心有餘悸,與日俱增,乃造成不敢寫作之後遺症。蓋每試為執筆,輒疑忌叢生,如杯弓蛇影,不寒而慄。馴致就此封筆,不能寫作;甚至對教職之升等論文,亦無勇氣下筆。因而在政大任講師以迄退休。」終其一生,除翻譯《政治學大綱》及一些政治學文獻外,僅有《現代政治分析》一本著作行世。這意味,呂春沂除僅可自足的講師薪水外,沒有其餘(稿費、版權)收入,因此垂暮之年,仍「上無片瓦,下無寸土,零丁孤苦」過日子。
 
呂春沂的故事,讓我們看到白色恐怖可以影響到多遠。他雖然只坐五個月牢,卻終身成為白色恐怖無遠弗屆的「蝴蝶效應」的受害者。這還不包括台灣的損失。他是戰後最早引介民主社會主義和福利國新思潮的學者之一,如果這條脈絡沒斷,台灣在文明國家的路上,可以有多少美麗的想像?但白色恐怖把一切美麗的可能都摧毀了。
 
2002年10月15日,呂春沂因心臟衰竭,病逝紐約寓所,享年七十九歲。生前他說「我厭惡一切暴政,厭惡任何名義或任何形式的暴力」,希望此生劫波度盡,他已長眠在沒有任何暴力的安樂國度。

 

(本文僅代表作者意見,若有任何指教,歡迎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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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來源:化南新村,是家臉書專頁

作者

李禎祥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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