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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專欄】我們內心的史達林主義:奧蘭多·費吉斯《耳語者:史達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

名家觀點
2017-09-22 | 史達林

相對於滿坑滿谷的史達林及其繼任者們的傳記,以及站在獨裁者對立面的索忍尼辛、薩哈羅夫等反抗者的傳記來說,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的《耳語者:史達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以下簡稱《耳語者》)是一本普通人的心靈史,書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籍籍無名的、飽經創傷的蘇聯平民——富農、少數民族、工人、教師、士兵和孩子。正如作者所說:「本書並不試圖解說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興衰;只想解釋警察國家如何在蘇維埃社會紮根,讓數百萬普通百姓捲入這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觀者,或是合作參與者。如俄羅斯歷史學家哈伊爾·格夫特所敘述的,史達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遺產,既不在於國家結構,也不在於領袖崇拜,而在於『潛入我們內心的史達林主義』。」清醒而頑強的反抗者少之又少,大部分民眾不由自主地兼有受害者和加害者的雙重身份,被怪獸般的史達林主義綁架爲人質,又以「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的身份參與對更弱勢人質的戕害。他們是可憐又可悲的「耳語者」。俄羅斯語言中有兩個詞代表「耳語者」,第一是指怕人偷聽而竊竊私語的人,第二是指暗地裡向當局彙報的舉報人。在史達林時代,整個蘇維埃社會全由「耳語者」們組成,或是第一種,或是第二種。


《耳語者》作者奧蘭多·費吉斯。圖片來源:BockoPix

《耳語者》以俄羅斯國家檔案館和公共檔案館的史料爲來源,作者順藤摸瓜地訪問了檔案中記載的、還健在的人物、或是其家人和朋友,數以百計。通過數十次鍥而不捨的訪問,作者得到受訪者的全然信任,從受訪者那裡獲得了長期被藏在床墊下的第一手資料。由此,作者栩栩如生地呈現出這些家庭和個人在史達林時代受迫害的真相,以及逮捕、監禁、平反的細節,並重現了蘇聯民眾內心的創痛、對背叛的耿耿於懷、對失去親情的痛苦回憶,很多故事比作家精心構造的小說還要曲折和幽微。這本書堪稱索忍尼辛所著的《古拉格群島》(編按:古拉格是蘇聯治下的集中營,該書描寫奴隸勞動與集中營的口述史)續篇——索忍尼辛聚焦於揭露古拉格群島的真相,他不曾講述主人公們從古拉格群島歸來之後如何融入現實生活;而《耳語者》的主人公,很多都是古拉格的倖存者,他們的身體走出有形的集中營,心靈卻走不出無形的集中營,一輩子只能竊竊私語。書中所呈現的被摧殘的人性、被阻塞的情感、被打碎的希望、被毒化的良心,讓讀者於無聲處都能聽到驚雷的聲音。


史達林死了,史達林主義還沒有死

史達林早就死去了,死在他的屎尿堆中——由於史達林晚年對克里姆林宮御用醫生群體的殘酷清洗,他終於自作自受,在中風倒地之後,居然沒有經驗豐富、醫術高超的醫生來搶救其性命。但是,史達林主義並未死去,它深深地根植於俄羅斯及若干前蘇聯衛星國的社會生活之中。奧蘭多·費吉斯指出:「史達林統治的持續惡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個沉默而順從的民族。」雖然經過戈巴契夫的開放時代,「八一九」未遂政變之後蘇聯的解體、蘇共的非法化,以及葉爾欽時代令人眩目的混亂與變幻,到了強人普京的時代,俄羅斯人又迎來讓他們既畏懼又崇敬的「新沙皇」或「新史達林」——普京的倒行逆施爲他贏得了超高人氣。從彼得大帝眺望歐洲以來,三百多年過去了,俄羅斯仍未西化,仍是擁抱獨裁的野蠻國家。

《耳語者》一書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了史達林時代地位最為顯赫的御用作家西蒙諾夫的故事。如今,時過境遷,西蒙諾夫榮獲過史達林文學獎的精裝本小說和詩集無人問津,被他批判過的曼德爾斯塔姆、帕斯捷爾納克、索忍尼辛等傑出作家,卻深受讀者的珍愛與推崇。這就是歷史的公正,文學藝術的價值從來不由權力來界定。


史達林時代地位最為顯赫的御用作家西蒙諾夫(中)。圖片來源:Родинний архів Власенків

在本質上而言,西蒙諾夫並不是熱衷於整人、害人的壞蛋,正像中國當今的官方作家鐵凝、莫言等人一樣,他們的所思所想僅僅是如何生存下去和更好地生存下去。如果在力所能及的範疇內可以幫助到別人——只要不給自己帶來麻煩和危險,他們樂於做一點好事;但是,如果當權者命令他們充當打手或傳聲筒,為了維持既得利益,明知是不義的事情,他們仍然會半推半就地去做,然後賦予這些做法以某種合理性。

西蒙諾夫不曾積極主動地黨同伐異、落井下石,但每當史達林在文藝界發動整肅運動之時,他都配合發聲,成為「合唱團」中的一員。有一次,西蒙諾夫發表了一篇批判好朋友、猶太作家博爾切戈夫斯基的演講。五十年之後,垂垂老矣的博氏接受作者採訪,輕描淡寫地說:「人們慢慢會習慣於痛苦。」然而,博氏的妻子指出,在時隔半個世紀之後,丈夫的精神仍未從那場傷害中癒合。博氏在回憶錄中得出結論,西蒙諾夫的驅動力是個人野心,尤其是一種政治上的奴性:「他太忠於史達林,太迷戀於史達林的權力光環,以致無法堅持更為堅強的立場。」

史達林是一名未受過專業訓練、卻深知如何操縱人性幽暗面的心理學家,如同一隻攜帶劇毒的蠍子,輕而易舉地麻醉其他動物。《耳語者》中引述了西蒙諾夫回憶錄中的一個場景:蘇共中央政治局和作家協會領導一起開會,討論是否向作家左羅賓頒發史達林文學獎。二戰期間,左羅賓在前線作戰英勇,卻曾遭德軍俘虜,從「不成功便成仁」的專制主義思維出發,被俘本身就是難以抹煞的汙點。史達林在會議室裡來回走動,從一個個在座的政治局委員和作家協會領導人身邊走過,大聲問道:「我們應該原諒他嗎?」這既是自問,又在讓大家考慮,會場仍是一片寂靜。史達林繼續來回踱步,再一次問:「我們應該原諒他嗎?」依然一片沉默,無人開口。最後,還是史達林自己作出了回答:「讓我們原諒他吧。」每個人都知道,一個無辜的人的命運懸在半空:他不是贏得史達林文學獎,就是被送去古拉格(勞改營)。毫無疑問,史達林故意安排了這出小插曲,他很清楚,沒人會有勇氣爲左羅賓辯護——記載這個故事的西蒙諾夫也是沉默者中的一員。史達林的目的就是要證明:只有他一個人能決定他人的命運。此一場景,生動地顯示了蘇聯政權的運行原則:每一個所謂的「單位」,都會有一個微縮版的史達林,而他面對的是一群同樣沉默的群眾。

耳語者絕非自由人,耳語者們預設了一套自我審查的機製,這套機製在專制制度結束之後仍然會按照慣性繼續運行。白俄羅斯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的長篇訪談《二手時代》,又可以看作是《耳語者》的續集。《二手時代》指的是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後的一九九一年到作者成書的二零一二年。亞歷塞維奇指出:「我寫《二手時代》的時候,深感史達林不只是無所不在,甚至是我們的價值座標。我們生活的時代,或許正是漢娜·鄂蘭所說的『黑暗時代』。」她反思說:「一九九零年代,我們曾經很天真的相信,馬上就能獲得自由,但自由需要自由人,而我們現在還沒有自由人。」亞歷塞維奇認為,前蘇聯國家之所以走到今天的絕境,是因為人格和心靈長年被威權統治扭曲,只剩下見風轉舵的投機心態,既無法判斷是非,也不願承擔責任,這就是蘇聯知名異議份子季諾維耶夫,在同名書內所提出的概念「蘇維埃人」,或者是奧蘭多·費吉斯所用的「耳語者」這個概念。由耳語者變成自由人,需要一場脫胎換骨式的精神革命。


在黑暗時代,如何以美好和良善的方式走完一生?

帕斯捷爾納克說過,說謊不可能不讓人靈魂和心臟受傷。以西蒙諾夫而論,他一方面參與史達林政權的鎮壓,另一方面又承受良心的責備。無論是作為一個作家,還是作為一個人,這種衝突都幾乎把他摧毀。通過對西蒙諾夫不同時期的照片的對比,奧蘭多·費吉斯敏銳地觀察到:「所負擔的政治責任給西蒙諾夫的身體和精神帶來了巨大壓力,這從他的容貌變化上就有明顯的體現:一九四八年,三十三嵗的西蒙諾夫似乎還是個年富力強的青年男子;僅僅五年之後,他已頭髮斑白,活脫脫是人到中年。他的手患上了神經性的皮膚病,只有酗酒才能讓他鎮靜下來。」而另外一名作家協會的高級官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捷耶夫則以自殺來尋求最終的解脫。

死亡不一定會帶來解脫,若死者拒絕懺悔。詩人曼德爾斯塔姆的遺孀娜杰日達在回憶錄中講述了一名克格勃高級官員(編按:就是蘇聯特務組織KGB)的故事:這名自稱「一直努力爲黨工作」、將無數不幸者送入古拉格群島的克格勃,未曾想到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會全盤否定史達林,許多囚徒獲得釋放和平反。已經退休的他,常常受到傳喚,去會見那些他當年害過的人,遭到對方的唾罵,並被迫向對方道歉。他無法忍受這樣的生活,上吊而死。自殺之前,他給中央委員會寫信自我辯白,他試圖將責任推給別人:他所審訊的人簽署各種假口供,從而誤導辦案官員;來自莫斯科的官員迫使自己改用簡化的審訊程序並完成定罪配額。總之,他「只是在執行上級的命令」。這種死不悔改的死亡毫無意義。

史達林時代的蘇聯人究竟是如何生活的?本書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人們物質生活的匱乏,統治者用以操控民眾的,除了恐懼,就是匱乏——食物的匱乏、日用品的匱乏和住房的匱乏。那個時代,一般民眾的居住空間極度擁擠,原來的一套公寓被分配給幾家人居住,這就如同昔日北京的一個四合院湧入十幾戶人一樣。而對「階級敵人」的懲罰就是將他們全家塞入暗無天日的地下室,還要受到帶有惡意的鄰居的監視和告密。生活環境的惡劣自然讓人們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準急劇下降,在中國也是如此:文革期間,像錢鍾書、楊絳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也會因為巴掌大的一點公共空間,跟鄰居大打出手。

如果《耳語者》中全部是這樣晦暗、惡臭的故事,那麽這本書很難讓人一直讀下去。在無邊的黑暗中,仍然有微弱的光透出,給人安慰與鼓勵。所以,不能無視微光的存在。共產黨掌握權力之後,首先就要竭力摧毀家庭、教會、社區和民間社團等「中間社會」。這些領域,此前帝俄政權亦不曾伸手干涉。共產黨的目標是,讓每個人都處於原子化和非組織化狀態,不得不直接面對龐大的政權,如同螞蟻面對大象一樣。若民眾彼此疏離、彼此隔絕、彼此為敵,則民眾最容易被統治。

然而,仍然有很多人在劫後殘存的家庭、教會以及其他關係紐帶中找到棲息地,他們如同蘆葦一般卑微而堅韌,雖被壓傷,卻未被折斷。書中寫到了建築師的女兒茱莉婭的故事,在父親被捕之後,女孩受到家庭老朋友康斯坦丁一家的善意收留。結果,男主人康斯坦丁受到鄰居的舉報,以窩藏「人民公敵」女兒的罪名被捕並被槍決。康斯坦丁的妻子塔蒂亞娜繼續庇護茱莉婭,小心翼翼,不讓惡毒的鄰居知道。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時刻,這種「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選擇,需要何等的勇氣和智慧。

另一個例子是薩哈羅夫妻子艾萊娜的母親露絲。露絲曾是一名忠心耿耿的黨的幹部,對撫養兩個孩子興趣索然,狂熱地投入到黨的工作之中。沒有想到,她與任職於共產國際的丈夫一同被捕下獄。從集中營歸來之後,露絲變成了慈愛的外祖母和曾外祖母,視外孫和曾外孫爲「窗口最重要的燭光」和自己受苦受難的理由。艾萊娜說:「她爲孫輩保存了這麼多的熱情和內在的光輝,真叫人吃驚。」晚年的露絲喜愛和照看窗臺上的盆栽花卉,讓它們長得茂盛,「她帶著一定的自豪和挑戰前去退回黨員證,不是對黨的示威,也不是要算老帳。她走出了這難能可貴的一步,轉而將自己鮮活的疼愛,全部奉獻給我們。與抽象的原則相比,這種疼愛更高級更偉大。她去世前不久說,你必須以美好和善良的方式走完一生。」露絲的前半生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所蠱惑和欺騙,自願爲奴;她的後半生卻靠著溫暖的親情自我痊癒,不曾擔當過的母親的角色,終於被外祖母和外曾祖母的角色所彌補。


在東方,還有更龐大、更持久的邪惡

《耳語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史達林時代個人和家庭的口述歷史,奠定了作者奧蘭多·費吉斯當今英語世界俄羅斯研究的一流大家地位。然而,不知是受薩伊德「東方主義」學說的誤導,還是刻意凸顯蘇俄研究的特殊價值,作者在引言中提出「蘇俄例外論」,卻大大地削弱了本書的普世性。作者指出:「在四分之三個世紀中,蘇維埃制度對家庭的道德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尚無其他的極權制度對其臣民的私人生活造成如此深遠的衝擊——包括共產主義東方。」隔行如隔山,這個說法大錯特錯、錯得離譜。

共產主義這一思想模式和社會實踐,越往東方走,越發殘暴和黑暗。比如,整體而言,東歐的共產黨明顯比西歐的共產黨更壞;在東歐共產集團內部,最東方的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編按:又譯作西奧塞古)政權帶有極端腐敗和殘忍的蘇丹式特點,讓捷克、匈牙利、波蘭等「軟化了的專制」望塵莫及;而在取得獨立地位的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當中,地理位置最靠西的波羅的海三國很快融入民主自由的歐盟的懷抱,地理位置最靠東的、若干帶有「斯坦」後綴的中亞國家,如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等國,卻仍深陷於獨裁暴政的奴役之中。

在更東方的東亞大陸,存在著更為持久、更為血腥的邪惡政權,那就是蘇俄及其衛星國政權崩潰了二十多年之後,以不同方式延續至今的中國和北韓的共產黨政權。在中國和北韓,共產黨對民眾的私人生活的滲透更為嚴密、改造更為徹底、扭曲更為誇張,如果不是這樣,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更為強大的蘇聯政權早已灰飛煙滅,中國和北韓卻屹立不倒——習近平和金正恩都比他們的前任更少溫情、更多嚴酷,不僅大肆清洗不信任的派系,而且大大加強對民間社會的控制。

如果要理解中國共產黨如何控制個人思想、侵入家庭生活、壟斷社會流動,則有學者楊奎松的《「邊緣人」紀事》一書可供參考。本書中記載的一群與舊政權有著若有若無牽連的人物,在新政權之下成了連「耳語」都不敢發出的「邊緣人」。他們大都未能熬過酷烈的毛澤東時代,楊奎松在報廢的檔案材料中發掘出他們無足輕重、苦不堪言的人生,若非楊奎松的努力,他們的故事早已湮沒無聞。不過,由於條件的限制,楊奎松未能像奧蘭多·費吉斯那樣採訪到當事的親人與後裔,每一個故事都在檔案材料結束之處戛然而止。

北韓的情況更為嚴峻。在照片與電視裡,北韓人看起來像機器人一樣,在軍事閱兵中踩著正步前進或集體表演體操來表現對領袖的忠誠,這些自以為最幸福的人茫然不知自己過著全世界最爲悲慘的生活。美國記者芭芭拉·德米克在《我們最幸福》一書中追溯了六名北韓人超過十五年來的生活——在這長達十五年以上的混亂時代裡,蔓延全國的大饑荒奪去了五分之一人口的性命。本書告訴讀者,生活在今日最壓迫的極權主義政權下會是什麼感受——這是個歐威爾筆下的世界,沒有網路,廣播與電視選臺鈕全固定在政府頻道上,就連表露情感也會遭到懲罰;在這個警察國家裡,告密者受到獎賞,而無心的言論很可能讓人終生監禁於勞改營。


北韓整齊劃一的軍樂隊,表現對領袖的忠誠。圖片來源:Uri Tours

在東亞,還有紅色高棉時代的柬埔寨和軍政權時代的緬甸等變形的極權主義試驗場,它們的可怕程度比起奧蘭多·費吉斯筆下的蘇聯來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我們內心的史達林主義」不單單是存在於蘇俄的特例,若舉一反三,在其他的場域,就能發現與之同構的「我們內心的毛澤東主義」、「我們內心的金日成主義」、「我們內心的波爾布特主義」等等。這些國家尚未被廣泛告知的「被奴役者的私人生活」,有待更多像奧蘭多·費吉斯這樣的學者加以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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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余杰

異議作家,現為無國籍人士,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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