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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情報】「巴黎情報局」的背後:法國對外安全總局的改革歷程

有話要說
2020-10-16 | 法國對外安全總局(Directorate-General for External Security)(資料照)

文/局外人
        
對於喜愛諜報影片的人來說,正在數位頻道熱播的法國諜報影集「巴黎情報局」(Le Bureau des Légendes )想必是不能錯過的佳作,該影集高潮迭起的劇情跟貼近現實國際局勢的設定背景讓不少觀眾回味不已。但是該劇主角「大老粗」所任職的「對外安全總局」(DGSE),也就是法國對外情報機構,在今日享有為影劇作品乃至情報領域所稱道的名聲之前,卻是經歷了漫長而起伏的改革歷程,面臨政黨輪替、多任局長更迭、甚至出現涉嫌以炸彈攻擊環保團體「綠色和平」的船隊旗艦「彩虹戰士」號事件而形象跌入谷底的困頓時刻。本文將簡述對外安全總局自1970-1990年代之間改革的歷程,希望能作為我國情報機構改革的他山之石。


戴高樂東山再起 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

對外安全總局的前身為第四共和初期法國臨時政府主席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於1945年所設立的「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SDECE),該機構雖然名義上由法國總理府管轄,但是因為軍隊組建該機構的緣故,實際上由軍方所主導。該機構和美國合作針對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陣營進行情報蒐集,同時參與法國在戰後的殖民地衝突,例如法越戰爭、蘇伊士運河危機、阿爾及利亞戰爭等等。

在戴高樂東山再起建立第五共和之後,戴高樂為了直接掌控情報機構,透過法令及行政慣例使總統可直接指揮該機構,將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作為戴高樂政府和脫離法國殖民地的中南半島、北非及中西非新興國家進行檯面下交涉的秘密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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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共和初期法國臨時政府主席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圖片來源:資料照

但是到了1960年代末期,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內部的缺陷也開始顯露出來,例如組織內部成員良莠不齊,尤其是職業軍人對於情報工作普遍抱持輕視的態度,寧可在野戰部隊或參謀部任職而不願轉任到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服務,因此到該機構服務的職業軍人多為在軍中無前途者、缺乏能力的尸位素餐者、甚至是準備藉此謀取私利的混水摸魚之輩。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該機構陷入醜聞纏身的時期。

國際醜聞頻頻爆發 整頓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

首先是出現該機構幹員及運用的情報協助人員涉及科西嘉販毒集團醜聞,但是最令人震驚的是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於1965年10月和摩洛哥情報部門綁架並殺害摩洛哥流亡異議人士本·巴爾卡(Ben Barka)所引發的國際醜聞。

時任總統的戴高樂對於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涉及本·巴爾卡命案非常震怒,下令將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改由國防部管轄。

不過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並未因此而和醜聞絕緣,1968年影星亞蘭·德倫(Alain Delon)保鑣史蒂芬·瑪科維奇(Stevan Marković)遇害的命案牽涉將有望接任法國總統的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的夫人,龐畢度指控這是該機構內部和反龐畢度政治勢力合作的陰謀,藉由以打擊他的政治地位和他夫人的名譽。當1969年龐畢度贏得法國總統大選之後,即指派他所信任的亞歷山大·德·馬朗什(Alexandre de Marenches)接任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局長下令整頓該局。

德·馬朗什雖然是民間身分的社會名士,但是他為法國政府在國際民間外交上著力甚多,並且在法國戴高樂派及美國方面有著廣泛的人脈關係,更重要的是他有龐畢度的絕對授權整頓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

德·馬朗什上任之後積極整頓人事,除了開除數百名不適任人員之外,也引進科技化管理,並開始嘗試對民間開放徵才的管道。不過這些改革因為是在不觸動軍方主導的框架的前提所推動,因此成效有限。反而是德·馬朗什依靠和美國的關係積極開拓和美國及中東國家的國際情報合作,使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在舊殖民地(中南半島、北非及中西非)地區之外的國際情報活動得到很大的助益。


新官上任三把火 情報工作頻遇瓶頸

1981年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密特朗贏得總統大選上台,並且在接下來的國會大選獲勝,左派聯合政權(社會黨和共產黨)的成立讓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面臨了新的局面和考驗。

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由軍方主導的現狀使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跟軍方一樣具有根深蒂固的保守右派思想,因此左派的支持者在該機構無立足之地,甚至會遭到刻意刁難逼退的情況。而左派陣營也對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同樣抱持敵意,如社會黨和共產黨在1972年發表的共同綱領就誓言要解散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

在此一關鍵時刻,密特朗的親信,同時也是負責情報安全事務的特別助理法蘭索瓦·德·谷蘇夫(François de Goussouvre)跟其他有識者則提出折衷方案,提議保持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的存在,並指派一位民間人士接替堅拒密特朗留任請求的德·馬朗什,推動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更徹底的改革並最終脫離軍方主導,成為真正文官化的情報機構。

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之下,皮耶·馬里昂(Pierre Marion)成為第五共和首次左派政權的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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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耶·馬里昂(Pierre Marion)。圖片來源:資料照

皮耶·馬里昂原本是擔任法航駐美代表,但是同時身兼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的「名譽通訊員」,也就是為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擔任情報協力者的菁英人士,他是在他的友人,也是時任國防部長的夏爾·埃爾尼(Charles Hernu)推薦下出任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局長。

皮耶·馬里昂上任後雄心勃勃的想推動改革,除了汰除他認為不適任的軍職官員之外,他也集中權力作為改革的推進器,並積極發展經濟情報蒐集,作為法國在對外經貿發展的助力。並且為了展現改革的氣象,他說服高層將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於1982年4月改名為「對外安全總局」。

馬里昂推動的改革如火如荼,可是他的自傲性格及欠缺圓融的改革措施也招來機構內部強烈的反彈,不僅僅是多達五百名的該局人員先後提出辭呈,並且出現消極處理情報工作的刻意怠工,使得該局在不少情報工作上出現疏失,如未能正確預測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及阿布·尼達爾恐怖組織攻擊巴黎的情報等等而引發密特朗的不滿,甚至指責馬里昂呈送的情報報告比「報紙剪報還不如」。

而實際主導該局的軍方也敵視馬里昂,他們將他視為左派指派來奪走軍方對「對外安全總局」控制權的特洛伊木馬,如參謀總長尚努·拉卡茲(Jeannou Lacaze)將軍即公開敵視馬里昂。


彩虹勇士號事件突發 安全總局危機重重

在局內外都失去支持跟遭受敵視的情況之下,馬里昂黯然在1982年辭職,離他在1981年就任時還不滿兩年。

在1983年之後,密特朗由於經濟政策失當造成聲勢下滑,決定加強在國際外交上的動作回復聲望並轉移輿論的注意力。他認為對外安全總局是一個可以善加利用的王牌,雖然他仍然認為對外安全總局的文官化是必要的,但是在馬里昂改革失敗的餘震尚未平復下,他決定先慎重行事。

為了安撫軍方跟對外安全總局,密特朗指派海軍中將皮耶·拉科斯特(Pierre Lacoste)接任對外安全總局局長,同時指派地方省長出身的內政部官僚菲利普·帕朗(Philippe Parant)擔任副局長。非軍職背景的帕朗卻遭到拉科斯特跟局內軍職官員的刻意架空而難有作為。

1985年的「彩虹勇士」號事件給予對外安全總局更沉重的打擊,當時法國政府為了阻止綠色和平組織抗議法國在南太平洋的核子試驗,決定在紐西蘭派遣水下爆破隊炸毀這艘和平抗議船隻。在「彩虹勇士」號被炸沉後,紐西蘭警方逮捕兩名參加行動的法國對外安全總局幹員。事發之後不僅重挫法國的國際形象,也使當時的法國國防部長埃爾尼引咎辭職。

因為任務失敗引發國內外政治災難的密特朗震怒之下,除了要求拉科斯特主動辭職之外,也將對外安全總局的軍事單位如水下爆破隊解散改由國防部指揮。

雖然對外安全總局在「彩虹勇士」號事件之外的對外情報活動仍然相當活躍,例如和美國合作在查德對抗利比亞的擴張,但是在過程中也暴露出法國,特別是對外安全總局在科技情報領域的落後,如1984年11月該機構向密特朗回報利比亞軍隊已經撤出查德,可是美國提供的間諜衛星照片卻顯示利比亞軍隊仍然駐紮查德,使得密特朗感到吃驚跟尷尬。


對外安全總局的新時代 

在拉科斯特去職後,接任的是前陸軍參謀長勒內・安博(René Imbot),密特朗要求安博對局內進行整頓之外,也面臨右派在1986年國會大選獲勝由賈克·席哈克(Jacques Chirac)組閣的「左右共治」局面。
 

圖為勒內・安博(René Imbot)。圖片來源:資料照

左右兩派的政治人物及智囊都對外安全總局的沉痾提出各式各樣的建議,例如重新指派文人局長、大幅降低軍職人員在該機構的比例、將該機構重新歸於總理府的管轄脫離軍方的控制、成立特別調查小組徹底調查該機構的問題癥結、在國會設立情報監督委員會等等,但是左右兩派的決策者都認為此時徹底改革對外安全總局所引發的政治後座力只會讓另一方得利或損傷自身聲望,因此都投鼠忌器。

安博在任期間,在局內強調整頓跟紀律,但是也面臨相當尷尬的局面,那就是總統府(密特朗)跟總理府(席哈克)都不再信任對外安全總局,寧可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擔任密使從事秘密交涉,例如在1986年的伊朗指使對法國巴黎的恐怖攻擊危機,當安博率領對外安全總局的談判小組出訪伊朗和敘利亞時,卻尷尬地發現密特朗跟席哈克各自派遣的密使早已跟伊朗和敘利亞談判,而對外安全總局完全是狀況外。

在安博的任期結束之後,密特朗跟席哈克均同意再由一位空軍將領法蘭索瓦·梅爾美(François Mermet)接任對外安全總局局長,與此同時密特朗也開始著手找尋合適的文職人選作為梅爾美的後繼人選。

當梅爾美的任期於1989年結束時,冷戰也到了尾聲,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都面臨改革的呼聲,德國分裂的局面開始有改變的可能性,歐洲也加速整合的過程。在這個歷史關鍵時刻,密特朗終於成功的指派菁英官僚出身的克勞德·席貝尚(Claude Silberzahn)出任對外安全總局的第二位文人局長。

席貝尚上任之後,知道法國政界期望情報機構在這個歷史關鍵時刻讓法國有所作為,以此作為推動改革的動力,說服左右政界讓對外安全總局和軍方脫鉤,讓軍方不再主導對外安全總局,使對外安全總局在保持軍文兩用的現實之下邁向文官主導的新時代。


情報體制改革之路 漫長卻是必經之途

除了體制上的改變之外,席貝尚也在局內積極推動內部組織改造,設立通信、戰略評估部門並分離行動部和情報部,釐清權責歸屬。並積極推動科技化、資訊化。同時和國防部、科研單位聯手建立屬於法國的間諜衛星系統。

在對外徵才上,席貝尚積極招募來自大專院校,特別是高等專業學院的年輕世代,希望建立對外安全總局專業化、菁英化的形象,(如「巴黎情報局」劇中主角「大老粗」的背景設定為巴黎政治學院出身就是一個例子)類似這樣背景的文職幹員逐漸成為局內的主流。在這一連串的改革之下,對外安全總局的形象跟專業能力逐漸得到提升和肯定,文職人士出任局長也成為慣例,席貝尚之後的局長均出身菁英官僚和外交官,如現任局長伯納德·埃米耶(Bernard Émié)就是出身外交界(所以「巴黎情報局」劇中的局長是軍職出身的設定其實已不符合目前現狀)。

前述對外安全總局改革的過程對於台灣的情報改革其實是有不少可以參考之處,特別是同樣為軍文兩用機關的國安局,台灣和法國在政治環境及背景上均有不少共通處,例如:

      第一、軍文兩用情報機關首長的文職化爭議。

      第二、黨派之爭再加上對於情報事務的隔閡使相關的改革議題難以開展。

      第三、政府決策者對於情報改革的意志容易受到政治情勢的影響。

法國的經驗證明情報改革的成效並非一蹴可幾,甚至是起伏不定的,如密特朗任內第一任文職出身的對外安全總局局長馬里昂改革引發反彈而失敗就是顯例,但是密特朗認知到唯有一個傑出的情報機構才能為法國以及他的大計做出貢獻,而局長文職化是首要條件。因此他不斷地在等待機會,終於在1989年再次任命文職出身的席貝尚出任對外安全總局局長,席貝尚也巧妙的利用國際局勢的現實壓力說服政界支持他進行和軍隊脫鉤並建立文官主導的體制改革,讓對外安全總局順利的步上改變的軌道。

反觀台灣,今日的主政者是否有推動國安局文職領導化的意志跟規劃?是否有調整國安局軍文關係失衡的勇氣?是否能跟軍方開始商討讓軍方不再主導國安局?對於情報改革是否有任何概念或構想?這些問題都是主政者難以迴避的課題。

法國對外安全總局以及前身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經歷長達二十餘年的改革,才讓其得到各界的肯定和情報同行的敬畏,並成為膾炙人口的法國影劇「巴黎情報局」的藍本。而今日的台灣情報機構,尤其是國安局何時才能開始真正的變革得到肯定和尊重,甚至出現台灣影視版的「台北情報局」?是值得吾人期待的。

 

(本文僅代表作者意見,若有任何指教,歡迎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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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來源: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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