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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我遇見他們,一張張生動面容-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

余杰專欄
2018-06-10 |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座落於臺北市「介壽公園」一隅——這本身就是台灣轉型正義不徹底的象徵。蔣介石是白色恐怖的始作俑者,蔣介石親筆在若干判決書上用紅字批示的「殺之可矣」的字跡歷歷在目,仿佛是蘸著受難者的鮮血寫成的;而爲被蔣介石及其走卒殺害的無辜者設立的紀念碑,居然坐落在以「蔣介石萬壽無疆」來命名的公園之內,真是讓人拍案驚奇——你能想像柏林會有一座位於「希特勒公園」內的大屠殺死難者紀念碑嗎?柏林不可能有一座「希特勒公園」,用「希特勒」來給公共設施命名是要受法律製裁的。那麽,蔣介石跟希特勒有什麽一樣呢?蔣介石與希特勒都是獨裁者,只是獨裁程度有差、殺人數量有差而已。

「介壽公園」與總統府只有一街之隔,在城市中心區有此綠樹成蔭的公園真是難得。不過,公園若能盡快改名,即可實現「地名正義」,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們也不至於在地下仍然怒髮衝冠了。

 


時任總統陳水扁與副總統呂秀蓮為「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竣工揭碑。圖片取自總統府

小巧玲瓏的公園內,設有一尊國民黨高官林森的大型銅像,很遠就能望到。然而,林森跟台灣毫無關係,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前,林森就去世了。僅僅因為林森在蔣介石的控制下當過十二年國民政府傀儡主席,台灣就有很多以之命名的街道,仿佛他爲台灣做出過什麽卓越貢獻。實際上,林森在中國亦並無太大建樹,其主要功勞是先後跟在孫文和蔣介石屁股後面「跑龍套」。
「介壽公園」內最重要的設施,不是台灣年輕一代大都不知其爲何許人也的林森的銅像,而是高聳入雲、線條流暢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林森塑像緊鄰紀念碑,兩者格格不入,爲了凸顯紀念碑的價值,林森塑像有移除之必要。

紀念碑及週邊設施,由王立甫建築師設計。修建紀念碑時,施工方特意保留了周圍的老樹,讓其蔭蔽大地、圍塑空間,甚至轉化「大樹公」的民俗信仰,以此守護民主、自由與人權等現代價值,可謂畫龍點睛、脫胎換骨之筆。

以「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爲中心的整個建築設施,處處都有象徵悲劇的碎形與裂縫:在圓形水池上,有出挑的破碎形平臺;在弧形碑牆上,有開裂的不規則裂縫。看似不經意而為之,其實別具匠心:台灣的歷史,以及受難者的人生,不就是如此曲折破碎嗎?

碑前設有水池,池水幽微,隱喻水準如鏡,映照時代眾生,反射歷史幽微,倒影公義之塔,體驗水的洗禮,又象徵族群和解。
紀念碑的主體是象徵公義的「光明之塔」,以正三角形象徵公義的價值從陷落的圓環中冉冉昇起,臨凱達格蘭大道而高高矗立——此一曾經暗無天日的政治核心區,終於被公義的光芒所照亮。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
圖片取自於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落成之後,居然有一名所謂「風水大師」接受電視採訪說,紀念碑如同一柄長劍,刺破總統府的風水,恐怕對以後各屆總統不利。「風水大師」甚至說,這是當時即將卸職的陳水扁特意設計的「刺馬」陰謀。如此荒誕的言論,居然在電視上全盤播出,居然真有很多人深信不疑。台灣尚未成為一個成熟的現代文明國家,其標誌之一就是此類「前現代」的占卜迷信長盛不衰、蠱惑人心。

我對怪力亂神的「風水」毫無興趣,我只相信,「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在總統府旁邊落成,讓台灣的轉型正義邁進了一大步。台灣不再是中國那樣的「殺人如此不聞聲」的文明沼澤地。


白色恐怖何以「白色」?

紀念碑的碑文全文如下:

臺灣實施戒嚴期間(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及其前後,有許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羈押或槍殺,時間長達四十多年。此種慘痛事實形成恐怖氣氛,籠罩整個社會,成為臺灣人民揮之不去的夢魘,影響社會發展至深且巨,史稱「白色恐怖」。

昔日威權體制下,統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權,剝奪自由,造成無數生命的隕落、家庭的破碎和種種不公不義,舉國上下遂長期處於不安與恐懼之中。一九九零年代之後,在國人流血流汗,持續努力下,臺灣走出威權統治,逐漸形成自由民主的社會。
保障人權,追求社會公平正義,是民主國家所服膺的普世價值。我們不僅要追求歷史真相,追究責任,更應記取教訓,使執政者不再重蹈覆轍。因此建立紀念碑,祈願臺灣從此成為民主、自由、人權和正義的國家。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委員會謹立
二零零八年四月七日

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實施了世界上最長的「戒嚴時期」。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佈戒嚴令,該戒嚴令維持到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為止,總共長達三十八年。在此期間,立法院通過《懲治叛亂條例》以及《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擴充瞭解釋犯罪的構成要件,縱容情治單位機關介入公民的政治活動。國家公權力被濫用,民眾的基本權利失去保障。

據司法院透露,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多達六至七萬件,如以每案平均三人計算,受軍事審判的政治受難人,應當在二十萬人以上。僅以一九五零年代前五年為例,國民黨政府在台灣至少殺害了數千名本省和外省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人和農民,並將數千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無期徒刑。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最後兩個五零年代的政治終身監禁犯林書揚與李金木,在坐滿三十四年又七個月以上的牢後,才被釋放出獄。

紀念碑上列出的「白色恐怖」的終止時間並不準確。一九八七年,政府宣佈「解嚴」,並不意味著「白色恐怖」真正結束。一九九一年,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一九九二年,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這才終結了言論叛亂罪的法律依據,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白色恐怖」進入歷史。

至於這段歷史為何被稱為「白色恐怖」,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解釋說,這是借用法國大革命之後,波旁王朝復辟的時代,以波旁王朝代表的保守勢力,用暗殺、失蹤、逮捕等高壓手段對付革命分子,而波旁王朝的旗幟是白色,因此以「白色」命名那個恐怖的時代。台灣史學界也借用此概念形容兩蔣時代的殘酷鎮壓。或許,這也是爲了與彼岸共產中國的「紅色恐怖」相區隔。

在陳水扁執政的最後一個月,「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才竣工揭幕,有點「亡羊補牢,為時未晚」的意味。陳水扁親自出席竣工典禮並發表講話,但此舉無法挽救其頽敗的名望。若陳水扁在第一個任期內便促成紀念碑的建立和更多轉型正義項目的實施,人們或許更能相信他的誠意。

 

時任總統陳水扁與副總統呂秀蓮為「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竣工揭碑。圖片取自總統府

一個月以後,換上國民黨重新上臺執政。雖然馬英九多次出席在紀念碑前舉行的活動並代表國民黨向受難者道歉,但國民黨並無非真心誠意面對這段黑暗歷史。有一段時間,紀念碑及週邊設施無人過問,結果垃圾成堆、水池枯竭、一片狼藉、行人掩面而過。可見,有了紀念碑,並不意味著從此「萬事大吉」,後續的維護、整理工作,更是「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

我在紀念碑上長長的名單前徘徊。鮮活的生命,凝固成兩三個字的微小的名字;而無聲的名字背後,又隱藏著一張張生動的容顔。他們的生命尚未全面展開,就如同燭光一般熄滅了。他們的悲劇,繼續在親屬身上延續。這座紀念碑,能否徹底終結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誰是死得其所,誰是無辜受難?

如今,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名單以刑罰類型分類(如槍決、徒刑等);我個人認為,未來應當改以案件性質(如中共地下工作者或台獨運動者)為分類標準。更為重要的是,應當對以下兩大類別做出明確區分:一是罪有應得(國民黨的觀點)、死得其所(共產黨的觀點)的真共產黨人,尤其是在台灣從事暴力顛覆活動的共產黨人;二是「冤假錯案」受害者,他們沒有幫助共產黨統一台灣的意圖和行動,只是在時代背景的整肅鎮壓下,陰差陽錯地戴上了「叛亂」的冤名。

二零一四年,中共當局在北京西山興建了一座「無名英雄廣場」。據中共官媒報道,這個園區是為了紀念一九五零年代赴台,並於台灣被白色恐怖下犧牲的一千多名地下黨員,「他們是爲了民族奮鬥,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兩岸統一而犧牲的英雄」。碑石上有毛澤東寫的一首詩:「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這裡的「孤島」就是台灣;「虎穴藏忠魂」就是地下工作。所謂的「無名英雄」,不是真的「無名」,而是從事隱秘的情報工作,長期以來不見於中共的正史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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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英雄廣場」的毛澤東提詩。圖片取自Saionkun

吊詭的是,中共的這座紀念碑上鐫刻著一千一百名犧牲的中共地下黨員名單,該名單上的很多名字抄襲自包括台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和其他研究資料中被槍決人士的名單。這份名單上不僅出現了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的犧牲者,還出現了如「泰源事件」中被處決的台獨政治犯,這些人根本不是共產黨,甚至跟共產黨意識形態完全對立。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遺書工作小組在《記憶的艱難》一文中,討論到兩岸「一份名單,各自表述」的荒謬狀況,認為這是訴說白色恐怖相關歷史的「記憶的艱難」。「冤假錯案的人權受害者」或「投身革命的烈士英雄」這兩種化約的、單一的論述,壓抑了多重、多聲的歷史事實。

我認為,真正的共產黨顛覆分子,不宜列入政治受難者名單。國民黨殺共產黨,共產黨殺國民黨,應當在國共內鬥的脈絡下檢視,雙方的被殺者都算不得人權受害者。台灣的左派文化人如陳映真、藍博洲等人,只反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卻不反對共產黨的極權統治,甚至對共產黨的地下黨分子歌功頌德,影響了台灣民眾對歷史真相的認知。尤其是那些在國民黨政府內黨政軍系統擔任職務的共產黨地下黨,雖然號稱為了共產主義烏托邦理想而奮鬥,但就職業倫理來說確實是叛國,在任何國家,包括西方民主國家,這樣的人都會被法律製裁。冷戰時代,美國處決了不少在美國政府內任職的蘇聯間諜,這不能歸屬於「人權迫害」的範疇。

國民黨在台灣「肅清匪諜」的第一要案爲吳石案。身為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確實是共諜。吳石的同路人吳伸禧撰文回憶說,抗戰勝利後,吳石出於對國民黨的不滿,投靠共產黨,並向共產黨提供許多重要情報,而且他本來有機會留下,卻自願去台灣蒐集情報:「一九四九年夏天,吳石赴台灣前夕和我在香港最後一次相見時,我曾請他考慮選擇是否就此留下,轉赴解放區。他堅決表示,自己爲人民所做的工作還太少,現在還有機會,個人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承辦該案的負責人李資生在回憶文章中指出,吳石被捕後,一開始想用參謀次長的威嚴來嚇人,但當審訊人員出示證據之後,他立即坦白交待並表示:「我希望政府能夠法外開恩,原諒我的錯誤。」

 
「吳石」的圖片搜尋結果
身為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確實是共諜。


吳石身為軍隊高級將領,因投敵叛國的行徑接受軍事法庭審判,是其理所當然的歸宿。吳石之流不能算是「政治犯」,他跟美麗島事件的受難者不能等量齊觀。若當時吳石未被逮捕,繼續爲中共提供情報,台灣的安全堪憂。當時國軍正從海南、舟山秘密撤退,近二十萬人的兵力移防,動員船艦之多,在國軍是史無前例的,如果吳石還在國防部做次長,這種移防計劃必爲中共破壞,而無法完成。然後,台灣防衛空虛,未必能抵禦中共下一輪的侵襲。中共若佔領台灣,不僅逃往到台灣的國民黨及其隨附人員全部引頸就戮,就是跟中共本無關系的台灣本省人也會生靈塗炭,超過二二八百倍的慘案必定在台灣上演——中共之殘暴,遠勝於國民黨,台灣本省人士,絕不能因為厭惡國民黨的苛政,而對中共抱有一廂情願的期望,甚至由此將狼子野心的共產黨地下黨歸入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群體之中。

極具諷刺意義的是,二零一五年,台灣前陸軍少將許乃權,因涉中國解放軍中校鎮小江共諜案,被依違反《國家安全法》判刑兩年十個月。二零一七年九月,許乃權出獄後,居然「依法」請領每月至少七萬五千餘元退俸。因為年金改革觸動軍公教階層的利益,既得利益者們掀起了反年金改革運動,九月三日,許乃權在金門參與該活動,頭上綁著「蔡英文下臺」的布條,手上揮舞著被他背叛的中華民國國旗。真個是:人權,人權,多少罪惡假汝名而行!


此岸已無政治犯,彼岸依舊是「紅色恐怖」

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已經沒有了「政治犯」。在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前,常常舉辦追思悼念活動,也出現了聲援中國政治受難者的活動:數十名台灣律師以反穿律師袍的方式,代表約千名聯署抗議信的律師和各界人士,在此聲援中國人權律師,表達對被關押、逮捕、起訴、失蹤、失去人身自由的中國人權律師及活動人士的關注和支持。

台灣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民間社會聲援、支持中國人權律師,並非承認「中國問題即台灣問題」,而是基於「人權無國界」的觀念,與支持其他獨裁國家的人權活動是一樣的。在白色恐怖時代,很多台灣政治犯得到過國際人權組織的關注,如果沒有這種跨國關注,他們的命運肯定更加悲慘。今天,是到了民主自由的台灣來關心和幫助獨裁國家仍在受苦的政治犯的時候了。我在台灣訪問期間,與若干台灣人權組織有過往來,也看到了他們爲中國、北韓、古巴、伊朗、土耳其等國的良心犯不遺餘力地奔走呼號。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不僅定格歷史,更指向未來。台灣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高榮志接受媒體訪問說,在「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前聲援中國人權律師,就是不讓台灣經歷過的白色恐怖政治在中國人權律師和活動人士身上重演。「我們不希望中國政府正在打壓他們自己社會的良心和自己的未來,我們必須要站出來。我們的標題是『律師要有人權』,這是多麼卑微的請求。」

參與抗議活動的郭吉仁律師亦指出,在中國,律師不能正當地行事他們的權利,法制是一紙空文。「政府在迫害律師制度,司法制度和法律制度沒有律師的話,就是一言堂,只有政府在行事權力,沒有律師幫助人民伸張權利的話,那這個法律制度,法制制度都是假的。」

而臺北律師公會理事長黃旭田律師嚴正告誡中國政府,有維權律師的存在,是中國政府進步的機會。「我們今天看到,中國政府把維權律師當作一個國家好像非常不該存在的一部分,這完全是一個錯誤的,相反的方向,因為有維權的律師,才會讓中國社會進步。」

那一天,抗議者們發表了一份擲地有聲的聲明,呼籲北京當局給予被逮捕的律師享有不受無理逮捕、拘禁,受獨立、無私法庭的絕對平等、不偏、而且公開的庭審,並且賦予他們在答辯中一切的權利保障,讓這些律師獲得公開審判的權利。

同時,參加聲援活動的台灣律師及活動人士,對於中國維權律師不惜犧牲個人的職業及人身自由,為了改善律師的職業環境及尊嚴,追求保障人權,以及促進中國的法制發展,堅守他們的理念,奮鬥不懈,給予他們最高、最誠摯的敬意。

與會的數十名律師和活動人士高呼「捍衛人權無罪,違法逮捕有罪!」、「律師辯護無罪,違法逮捕有罪!」、「立即釋放!停止騷擾!遵守憲法!」

在台灣的民主運動中,人權律師是中堅力量。中共正是處於對「台灣經驗」的恐懼,加大了打擊人權律師的力度。當下中國的「紅色恐怖」比昔日台灣的「白色恐怖」更加可怕。這種「紅色恐怖」蔓延到了「回歸祖國」二十年的香港。如果台灣社會對中國的納粹化漠不關心,抱持「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那麽「紅色恐怖」有一天就會跨海而來,滔滔不絕,席捲台灣。

我想,因著台灣有這樣一批「愛鄰舍」的人權關切者,「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就不僅僅是一座承載沉重的歷史經驗的遺物,更一盞照亮未來道路的燈塔;這座紀念碑也不僅屬於台灣,更屬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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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取自Tainmu Peter

作者

余杰

異議作家,現為無國籍人士,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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