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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專欄

【評論】香港不是中國的孤兒,而是世界的新邦-讀桑普《中國孤兒·香港人》

余杰專欄
2018-09-24 |

桑普是我欣賞的香港評論人之一,他具有兩個卓爾不群的特質。

首先,桑普非文史出身,而是法學博士;評論也非其主業,乃是其「副業」。他沒有一般文士那種頭巾氣和腐儒氣,不會刻意炫燿文辭和典故。他不以文字謀生,寫作時保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既不用討好權貴,也不必諂媚媒體和大眾。在華人世界,即便是許多具備法律背景的評論人或人權活動者,也禁不住「文藝青年」的誘惑,好用大詞,好說大話,文勝於質,情蓋過理。桑普下筆有著西方法律人縝密的推理和邏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充足的材料,方下確鑿的結論。他的文字如同法庭上的辯詞,事實與雄辯並重,文采與學理兼具,讓讀者心服口服。



其次,桑普成長和工作於「東方之珠」的香港,曾赴北京大學和台灣大學這兩所中國和台灣的最高學府求學,並娶了一位台灣女孩作太太。他在一家跨國公司的法律事務部門工作,因工作關係常奔波於港、中、台及其他國家。他具有廣闊豐厚的國際視野,擁有在港、台、中三地完整而深切的生活經驗。他不受某地域或某族群的身份限制,更不受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等極端意識形態之蠱惑,有著「世界人」的格局和胸襟。

他的文章被中國官媒遮罩,也被港臺某些「主流媒體」拒之於門外,不可能像龍應台的那種投機取巧的文字,「同步」在中港臺甚至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中文媒體發表。但正因為其鮮明的自由主義立場和對專制極權的尖銳批判,桑普成為一位令人肅然起敬的公共知識分子和獨立知識分子。

 


桑普的新書《中國孤兒·香港人》,不是一本專業的史學著作,而是一本寫給大眾、尤其是青年人閱讀的通俗化香港文化史。何為香港?如何凸現香港之主體性?首先要從文化上對香港作出定義,正如桑普所說:「我是站在香港本土歷史與文化觀點來展開全書論述,破除對於中華天下大一統框架的膜拜與迷思。我是從『文化身份認同』、『族群身份認同』、『政治身份認同』這三個層層遞進、環環相扣的概念,通過文化與歷史敘述,作為全書論述的主要伏線。」

換言之,香港之為香港,不僅僅是指地理意義上位於中國南方、空間窘迫、氣候濕熱的小島,更是指中西彙聚、有容乃大、在文化和制度上迥異於中國、卻尚未完成法理與精神獨立的「城邦國」。在種族和血緣層面,香港人跟廣義的中國人有千絲萬縷的淵源,但香港人有上帝賦予的權利掙脫中國的奴役獲得自由與獨立,正如昔日美洲十三個殖民地居民大都是英國人的後裔,分享著英國的語言、文化和歷史傳統,但依然要通過一場浴血奮戰爭取自由與獨立一樣。

今日,面對共產極權主義和中華帝國主義的兩大魔爪,香港與台灣命運休慼與共。桑普在書中特別引用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在《餘生》一書中的一段話:「台灣跟美國一樣是個移民國家,台灣人就跟美國人一樣,並不是依據地緣或血緣而集結的人們,而是共生在民主、自由的理念下,構築多元開放社會,維持自由組織狀態的人群集合體。」同理,香港文化和香港人的核心或根基,也在於人權、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在此意義上,香港總有一天會擺脫中國孤兒的悲情,成為世界上倍受尊敬的新邦。

 

香港雨傘革命。圖片取自simonwai

香港左禍的前世今生

梳理香港的文化史,不能迴避近百年來共產專制的左派意識形態(也包括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對香港的巨大戕害。一般人認為,紅禍赤魔肆虐香港,是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共取得香港治權之後,中共全面輸出「中國模式」和「中國噩夢」;但更聰明一些的人則發現,若往前追溯,當年與文革「造反」浪潮相呼應的香港「六七」暴動,是一頁即將「被消失的歷史」——當初中共佈置在香港地下黨,雖未能顛覆港英政府,卻由此登上歷史舞臺。然而,桑普認為,以上兩種看法都似是而非、不求甚解。若只從「九七」或「六七」兩個歷史轉折點審視「左派病灶」,無法讓香港從根子上擺脫左禍,正如庸醫未找到病人的病根,就急急忙忙開出藥方,該藥方不可能讓病人痊癒。

瞎子摸象,摸不到大象的真貌。達文西作畫,先要研究解剖學才能畫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在本書中,桑普以孫悟空般的火眼金睛,看到一幅草蛇灰線般的歷史地圖:他如數家珍地描述了近百年來左派邪惡思想如何侵入香港,如何控制人心,如何洗腦教育。

左派思想征服中國的人心,始於五四運動;左派思想征服香港的人心,同樣始於五四運動。當時,香港與中國雖是「兩國兩制」,在社會思潮上,香港卻無法避免與中國發生「共振」。桑普指出,五四運動之後,「在逐漸形成的『仇日敵人意識』格局下,混沌的『中華民族』意識、抽象的『中國人』觀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主張,在香港人腦海中朦朧浮現,甚至帶有更多若隱若現的激情。」五四的激進化的思維方式,成為共產主義在中國激盪人心、席捲天下之前戲。而英國式的、溫吞水般的古典自由主義以及旅居香港的舊式文人的國粹鼓吹,無法與之抗衡。

然後,中國南方的左傾運動日漸升溫,中共成立、孫文為一己私利投靠蘇俄、共產國際輸血給共產黨和國民黨兩個「佛地魔」,中國局勢的惡化一發而不可收拾。既然與赤化最嚴重的廣東比鄰,香港豈能置身事外?如桑普所論:「愛國思潮及民族大義的澎湃、虛相、實相、亢奮、苦頭,到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的省港大罷工(由受蘇聯共產國際控制的容共左派國民黨廣州政府策動),真正衝擊和撲向香港人。」中國近代史直線墮落,香港無法獨善其身,如同鐵達尼號的沉沒,遊弋在其旁邊的小小救生艇亦被捲入深淵。

歷史是一面鏡子,統治者可用它完善愚民術和獨裁制,被統治者也可用它打開枷鎖、奔向自由。桑普發現,在香港完成政治層面的獨立之前,必須經歷一次全面的文藝復興與啓蒙運動。此前,香港中學生發起反對「國民教育」運動,成功抗拒了港府洗腦教育的企圖,但真正優質的本土文化教育至今仍然闕如,桑普指出:「從博雜的香港本土歷史事實著手,參透背後的文化涵養和價值信念,是許多香港人尚未完成的啟蒙功課。小學不講,中學不教,大學荒廢,難矣哉。即使中學生必修通識,少數人選修中史,但卻根本沒有針對香港歷史及文化的專門學科,而且通識科也沒有提供比較完整的香港文化傳承教育。」這或許是關心香港文化和教育的有識之士下一步可以著力的地方,這也是另一處塑造香港主體性的戰場。


斷然去中國化,加入「英語國家」

香港的未來在何方?首鼠兩端,於事無補,此時此刻,須作決斷:無論在制度上還是文化上,都要毫不猶豫、毫無依戀地去中國化,加入「英語國家」或「英語民族」之序列。

去中國化,就是去專制化、去野蠻化、去卑賤化、去醬缸、去奴性、去集體主義。當年,李登輝在台灣完成了該工程的前一半,即遭到北京的大字報批判和飛彈恐嚇,後一半因而擱淺。台灣民主化至今已三十年,制度層面的民主體制和人權保障已基本實現,但文化層面「儒表法裏」的中國毒素仍揮之不去。昔日追求民主、人權價值的民進黨在執政之後,若干官員開口閉口就是弟子規、師道尊嚴、君臣父子,可見文化上的去中國化遙遙無期。台灣如此,香港更為嚴重,西式高樓大廈林立卻流行風水術數,車水馬龍的天橋下有「打小人」的「讖緯服務」,教會學校骨子裡是儒家倫理,自由經濟規則之下是私相授受的家族企業,這些情形並非體現香港具有「中西合璧」之悠長,而是香港需要剔除之「文化毒瘤」。

 

天橋下打小人的服務是香港特色之一,卻也被桑普批評。圖片取自Foouaichaou

表面上,香港實現了西化和資本主義,在內裡卻尚未完成精神與價值的轉型。桑普指出:「整個華夏儒學的倫理觀、社會觀,以及所謂『天地君親師』等觀念,都跟西方『人性本罪、人權平等、普世價值、憲政民主』的想法格格不入。」換言之,中國文化和中國制度,與英美古典自由主義差距甚大,香港惟有大刀闊斧地去中國之毒素,方能展翅上騰、融入英美文明,追求光明美好的願景,用桑普的話來說就是:「衝破『論說和諧秩序的儒家外衣』,直搗『實行獨裁暴政的法家內核』。」然後,香港才能充滿自信地邁出第二步:「在獨立與黨治之間,必須作一個清晰的了斷。本土、民主、自治、獨立,需要時間烘焙,需要啟蒙民智,需要解除心魔,需要組織行動。」

經過英國一個多世紀的良好治理,香港成為東亞最亮麗的一顆明珠;經歷中國二十年的劣治,香港卻成為日漸蒙塵的灰姑娘——儘管如此,香港仍有重新閃亮的希望,就是在價值認同上加速實現英國化或英語國家化、英語民族化。英國偉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丘吉爾曾寫過洋洋灑灑百萬言的巨著《英語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他將說英語的群體命名為享有共同價值或信仰的國家或民族,文化、價值和信仰超越血緣和種族。丘吉爾指出:「我之所以使用『英語民族』一詞,是因為沒有其他名詞可以用來介紹不列顛群島(the British Isles)的居民,以及由英格蘭(England)衍生出去,獲得語言及許多制度,現在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保存、孕育及發展的那些獨立國家。」即便面臨德國納粹武力攻擊的陰影,丘吉爾仍充滿信心地強調說:「如果百事順遂,那麼英語民族也許能夠指引未來的方向;如果百事不吉,由於我們任何人都有力量,英語民族當然能夠自我防禦。」

在我看來,香港的年輕一代與其耗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學習中國史,不如認真閱讀丘吉爾的《英語民族史》;與其煞費苦心地創造出所謂的「香港民族」之集體認同,不如引領香港融入「英語民族」的壯闊海洋——「英語民族」比「英聯邦國家」這個鬆散的國際組織更具深刻的文化和制度內涵。丘吉爾對自己宣揚的價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戰的硝煙尚未散去,英國耗盡資源、傷亡慘重,世界第一強國的地位轉移到美國手上,但丘吉爾堅信,在文明的意義上,英美乃是父子繼承之關係,他在本書之序言中指出:「如果過去需要這本書的話,那麼這項需求當然還沒有消逝。本世紀,大英帝國(the British Empire)第二次與美國並肩作戰,面對世人所知的、最大規模的戰爭兇險;由於大炮已停止發射,炸彈停止投擲轟炸,我們變得更加意識到,我們對於人類的共同職責。語言、法律,與我們所形成的生活秩序,已經為共同勾勒出的一致任務,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基礎。我認為在我開始寫作此書時,這種團結的力量可能影響到世人的命運,並且至為彰顯。」果然,此後的冷戰和反恐戰爭,以及接下來對抗邪惡的「中國模式」的戰鬥,絕大多數英語國家都站在同一戰線,同仇敵愾。

對於香港而言,雖然務實的英國人未能竭盡全力保護香港免受中共的劣質殖民,但以英美為代表的自由價值卻能為香港提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抗拒中國式極權主義的「精氣神」。


香港人為什麼要紀念六四?

在本書中,作者也談到香港與六四的關係。正如我此前所說,六四屠殺發生在北京,但持之以恆的、大規模的紀念六四的活動卻發生在香港。那麽,香港人為什麼要紀念六四?在香港本土運動興起之際,發生在三十年前遙遠的北京的六四屠殺,跟香港的本土運動有何關聯?

 

在維園舉辦六四晚會,香港人已開始反思紀念六四的意義何在。圖片取自neverbutterfly

二零一七年,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發表聲明,表示不再參與紀念六四的活動,認為香港與六四並無血脈關係,香港應當優先矚目於自身的問題。此聲明在泛民陣營引發軒然大波。

同樣支持香港獨立建國理念的桑普認為,紀念六四與本土、獨立並不矛盾,甚至可以相輔相成、齊頭並進。六四的鮮血讓大部分香港人徹底覺醒,這個殺人的政權連統治中國的合法性都不具備,哪有統治香港的合法性呢?在此意義上,六四是一味如黃連般的猛藥,當香港人與六四受難者及其家屬同哀哭之後,六四也融入了香港當代的歷史文化和深層記憶。香港擁有全球惟一的一座以紀念六四為主題的博物館,以及規模最為宏大的紀念六四的城市公共雕塑。這是香港的驕傲,而不是香港人的「多管閑事」。

當然,桑普並不像某些泛民前輩那樣居高臨下地批評香港年輕人心胸狹窄、自私自利,他對香港年輕人疏離六四的選擇有一定的同情和理解。他認為,如果前輩故步自封、泥古不化,就不可能號召年輕一代積極參加紀念六四的活動。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必須提煉出新的口號和理念吸引年輕人參與。六四那一代中國青年,未能擺脫「愛國者」和「忠臣」的自我定位,比如在人民大會堂門口下跪呈送上書;中共卻連古代的皇帝也不如——古代的帝王至少不敢成批殺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儒生。六四那一代中國青年自有其不敢拋棄愛國主義的思想侷限,但紀念六四的新一代青年(包括香港青年)則可以超越前一代人而成為真正的自由人。

桑普認為,支聯會必須與時俱進,正視雨傘運動之後香港民心的轉變:「二零一三年支聯會悼念六四亡靈燭光晚會的口號原本是『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立即成為了眾矢之的。經歷了『反國教運動』洗禮的香港人,尤其年輕一代,對於『大中華文化』與『香港文化』的分野,體悟甚深。聽到有人還說『愛』那個『國』,深感這種態度就是正中中共獨裁政權的下懷,即使當時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女士也表示略有同感。支聯會後來也有所反省,希望廣納不同意見,爭取六四晚會的綱領能夠突出彼此之間的最大公約數:結束一黨專政。」這是香港泛民陣營必須作出的應變和提升,否則就會重蹈中國海外民運遭到西方主流社會和西方華人社會「雙重拋棄」的厄運。

需要改變的,不僅是觀念,更包括具體的行動綱領。桑普直言不諱地指出,此前受大中華、大一統理念支配的支聯會乃至整個香港泛民陣營,需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效仿台灣當年的黨外運動,全盤「在地化」:「徹底拋棄『愛國愛民』之類口號或字眼,改為強調『香港命運自主』和『抗拒赤禍亂港』,並把它們訂定為新增兩大綱領,肯定能夠重新上路。」惟有如此,泛民陣營才能擺脫「大中華膠」和「左膠」的標籤,與年輕一代產生休慼與共的精神共鳴;也惟有徹底根除歡天喜地地「回歸中華帝國」的虛榮心,香港人才能實現「因真理,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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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取自Studio Incendo

作者

余杰

異議作家,現為無國籍人士,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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