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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專欄

【評論】宗族制和科舉制:中國乃「病梅館」

余杰專欄
2020-02-29 | 示意圖(資料照)

文/余杰
 
作為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落實到政治權力和社會結構上,其如同飛鳥的兩翼般不可或缺的就是宗族制和科舉制。
    
宗族的事業,是祭祀祖先神靈、繁衍宗族子嗣。因此,把宗族這個理念推廣普及的理學家朱熹,就等於中國的孟德維爾(Mandeville):宗族的自私自利,能夠為國家與社會帶來公益。[1]
    
朝廷對進一步發展家族組織似乎具有很大的興趣。朝廷感興趣的是家族組織的集體性——這種集體性將排斥那種以家庭為最小的單位的制度。具有基本的均平嗜好的君主力圖利用這種絕對團結一致——亦即無等級意識的家族思想,來限制最基層的社會分裂。[2]而儒家的「五倫」學說正好成為宗族制的組織原則。

 


朝廷示意圖。圖片來源:資料照
    
宗族就是地方社會與國家整合的一種產物。自十六世紀開始普及的理學,其關於王朝國家的理論,把祭祀祖先奉為圭臬,視祭祀祖先為王朝權力與地方社會的紐帶。地方社會通過儒家禮儀,把祖先作為地緣關係的基礎,也就分享了王朝的權力。因此,地方社會與王朝共謀,把宗族作為建立社會秩序的基礎。宗族社會對於王朝國家,對於地方社會,都是個方便的建構。宗族代表著一種信仰,至多也不過是對於現實的大概的模擬,在大多數時候,大多數地方,宗族更只不過是一種盼望。[3]
    
宗族制的核心是祖先崇拜——一個人首先必須是某個祖先的子孫,才能夠以宗族成員的身份祭祀這個祖先。而這宗族成員的身份,既必須靠記憶和儀式來追蹤的,也必須靠書面記錄來追蹤的。[4]宗族制的生活壓抑和戕害了正常而健康的人性,剝奪了人的自由與尊嚴,其殺人不見血的恐怖殘忍,從五四時代小說家巴金的《家》、《春》、《秋》,以及中國當代作家蘇童的《妻妾成群》和陳忠實的《白鹿原》中都可見一斑。
    
作為一種次宗教或準宗教的祖先崇拜,是儒家強調的「孝道」的體現。孝道不能成為平等與正義的基礎,卻強調敬畏與責任。在中國的宗族制陰影下,如果少數有異端思想的學者既不滿意於從王朝到宗族的一以貫之的專橫,有不滿意於臨時發明並往往幼稚的民間宗教習俗,則方便之門,就是獨自修煉,以冀求精神的平安。這也算是一種個人主義,但絕對無法發展出政治上的或者經濟上的個人主義。[5]

 

示意圖。圖片來源:資料照
    
與宗族制幾乎同步發展完善的是科舉制。家族組織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創造更廣泛的接受教育的機會,從而使更多的社會有用之才能夠參加科舉考試。[6]漢代以後,一套重視教育與學問的意識形態不斷強化,這套推崇學者及其生活方式的意識形態進而滲透到全社會。[7]
    
科舉製錶現了儒家生存的最本質特性。[8]科舉制度在唐朝初年初步定型。為了鞏固國家政權,擴大統治基礎,唐太宗重開科舉,後經高宗、武則天、玄宗三朝不斷增補,科舉製成為中華帝國除了皇帝獨裁之外的第二大特徵。
   
唐太宗曾經在端門之上接見新科進士,見到新中舉的進士們個個彈冠相慶,唐太宗喜不自勝的說道:「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然而,天下的士子爭相往皇帝的「圈套」內鑽,不僅毫無怨言,而且樂此不疲。唐武宗時期的進士趙嘏寫詩雲:「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十年寒窗無人曉,一朝成名天下知」、「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成了士子們心中的夢想,正如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所說:
 
從社會結構與功能方面看,從漢到清兩千年間,「士」在文化與政治方面所佔據的中心位置是和科舉制度分不開的。通過科舉考試,「士」就直接進入了權力世界的大門。

 

示意圖。圖片來源:資料照
 
而科舉制不僅僅是一種類似現代公務員選拔的考試制度,也不僅僅如艾森斯塔德所說的「統治者以此壟斷官僚職位的任命,並盡可能地任命忠實於自己和具有位執行其任務所需必要資格的那些人們」[9],它更是成為帝國政治體制及孔廟祭祀系統的一部分。比如,關於奉祀孔廟的朝廷辯論,直接影響科舉並被納入到科舉考試的預備課程中。那些通過科舉考試的人,往往在朝廷和文官系統中佔據要職。因此崇祀孔子、科舉考試以及官員任命,在明清時代形成了權力關係。通過科舉考試和孔廟祭祀,王朝使正統信仰得到了制度化推行,延續了朱熹在《四書章句集註》中提出的一貫主張。[10]
    
宗族制與科舉制,以及隱藏在背後的儒家思想,讓中國成了一個兩千年不變的「病梅館」。在這個「病梅館」當中,種植梅花的人「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以滿足顧客病態的審美標準「梅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尤其到了明清兩代,宗族和科舉制,以及奠基其上的皇權專制,成為束縛中國走向近代化的三道壕溝。以《儒林外史》為代表的清末譴責小說的出現,預示著政治體制與觀念秩序即將崩解。


[1] 科大衛:《皇帝與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頁8。
[2] 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頁193。
[3] 科大衛:《皇帝與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頁13。
[4] 科大衛:《皇帝與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頁11。
[5] 科大衛:《皇帝與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頁13。
[6] 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頁194。
[7] 科大衛:《皇帝與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頁8。
[8] 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頁195。
[9] 艾森斯塔德:《帝國的政治體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頁14。
[10] 戴梅可、魏偉森:《幻化之龍:兩千年治國歷史變遷中的孔子》,頁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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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來源:資料照


 

作者

余杰

蜀國人,蒙古族,基督徒,美國籍。  一九七三年生於成都,一九九二年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一九九八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暢銷百萬本,其文字和思想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  二零一二年赴美,拋棄如同「動物農莊」般野蠻殘酷的中國,誓言「今生不做中國人」,並致力於在思想觀念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解構大一統的中華帝國傳統,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徒精神與保守主義價值,也就是其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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