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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儒家非宗教,孔廟非教堂

余杰專欄
2020-03-09 | 圖為台南孔廟(影片畫面)

文/余杰
 
儒家思想以孔丘為代表。孔丘關注的焦點是人倫,而非天道,其思想是世俗文人政治規範和社會禮儀的統合。孔丘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所代表的「五倫」構成社會秩序的核心。依韋伯看來,儒家所闡揚的「身份倫理」深根植於中國人的「靈魂」之中。


人文理性建構的神權疏離
    
孔丘不關心形而上的問題,不關心彼岸世界的問題,不關心靈魂永生的問題,也不承認一個有位格的、有愛和公義的、創造並且護理世界的上帝。孔丘所的「畏天命」、「五十而知天命」、「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等語,都是在天賦、命運意義上而言的。天賦並不是上帝賦予,而是自然之生而有的稟賦;命運也不是上帝安排的命運,而是由一種盲目力量決定的、與生俱來的必然遭際。與人格化的至上神無關。[1]孔丘歎息說,「天何言哉」,也就是說,他認為天不通過言語和行動與人間聯繫,這個天就成為虛懸的一格。孔丘所建構的含有人文理性的理論體系,促成士民階層與傳統宗法制中的神權疏離。
    
因此,與其說孔丘是一個反宗教者,還不如說他是一個非宗教者,「由於他的氣質和悟力的冷酷性,他的影響對狂熱的情感發展極為不利,這種影響還對後來文人們的思維方式起了很大作用,他們在無聲寧的指導下表達著自己的思維世界」。[2]儒家的理想是一種對既有社會形態作一定改革的世俗文明,他們的學說伴有清醒的歷史理性,總是感性材料的依據,以開創新的世俗道德為目的,從建立伊始就對鬼神權威和宗教傳統採取溫和然而有效的攘斥態度。[3]

 


孔子畫像。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以基督教的觀點來看,儒學體系的一個致命弱點是孔子在上帝教義中的地位,孔子對道德的理解上簡單地摒棄了精神領域的要素。而根據基督教的教義,人性的純潔和完美必須依靠上帝的幫助。如果不與一個人格化的上帝發生親密的關係,沒有確定了的永恆生命,那麼,要想建立一個積極的倫理學體系使不可能的。因此,孔丘在有關未來生活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沉默和無知,是他的整個倫理學體系的一個嚴重和基本的失誤。[4]


至聖先師登堂 儒學該為宗教?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自稱「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未之生,焉知死」的孔丘,卻被後世的王朝和儒生共同打造成聖人乃至神。歷史記錄顯示,孔丘被推舉到超級聖人和神的地位,並不像一些事後援引者所認為的那樣,在很短時間內發生和具有自發性。[5]在漢代,孔丘逐漸被賦予超自然的能力,成為傳說中的一位星宿神——黑帝之子。《春秋演化圖》載:「孔子母征睡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就歷史記錄而言,孔丘的父親很明顯是不為人所知或者有爭議的。因此,在杜撰的故事中,孔子的母親在夢中與黑帝相遇並在沐浴黑帝恩賜的「精」後受孕。黑帝言「天感生聖子」。所以孔丘令人聯想到基督聖嬰,是他的天上之父的兒子和化身。[6]但此後,遵循理性主義的儒家並未將此類神話發揚光大。
    
無論是韋伯,還是大部分中國的現代知識分子,都不認為儒家是一種宗教。歷史學者黃進興則認為,儒教是一種宗教,雖然不是個人宗教,卻是國家宗教。只是到了清末民初才突然說儒教不是宗教,這是一種「觀念轉換」,即用西方一神教的宗教觀念來套儒家,發現套不上,而產生的「文化衝突」。[7]但是,一種宗教若不具備個人宗教的地位,國家宗教的地位亦無從談起。儒家學說既非皇帝的信仰,也非庶民的的信仰,至多是士大夫將信將疑的、心口不一的信仰,正如魯迅所說:

孔夫子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係。……中國的一般的民眾,尤其是所謂的愚民,雖稱孔子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於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


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這就是「禮不下庶人」。[8]
 
黃進興從作為「一個神聖空間和一個聖域」的孔廟出發,來論證儒教的宗教性。他指出,孔廟的從祀制度是帝國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一個文教的核心,也是帝國意識形態的一根主軸。[9]在明代,中國的孔廟有一千五百六十餘處,可以說「自京師以達於天下之郡邑,無處無之境地」。在清代,雍正在上諭中肯定「孔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所起的作用,且歸結「在君上尤受其益」。所以,在傳統中國,孔子之教既是政教的指導原則,且是社會的凝聚力。[10]但是,對於普通民眾而言,如果家中沒有讀書人,他們對孔廟是無感的,是敬而遠之的。孔子和孔廟跟他們的日常生活的關係,不僅不如佛教和道教,甚至不如媽祖、關公、財神等地方性的、民間性的宗教信仰。

 

圖為台南孔廟。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黃進興也承認孔廟與教堂之差異在於:基督教有強烈的草根性,它基本上是一個社會運動,是從下往上的,它不像儒教的從祀制,是從帝國上端往下來的。基督教獨立於世俗政權之外,教會事務不受政權干預。而孔廟的從祀制一開始就是由統治者所監控的,是由上而下,別人不能插手,最後的裁決都在人君手中。雖然儒生在這個過程中會有激烈的辯論,但最後還是要統治者點頭。[11]皇帝「點頭」的方式通常是含蓄的——中華帝國的正統信仰,是在朝廷上圍繞儒家學說爭辯的產物,雖然對這樣的爭論做出最後決斷的權威主要是皇帝,但即使是最專制的統治者也避免總是發號施令,而是會褒揚那些觀點正合其意的大臣的主張(如果說皇帝確有自己的觀點的話)。[12]換言之,孔廟的建築、儀式從祀系統,都是國家政教的一部分:
 

帝制時代,重視的是正統思想的齊一性,孔廟從祀人選概由儒臣廷議,最終由最高權威——皇帝裁決。其過程審慎而漫長。[13]

 
儒家及孔廟系統與皇權的高度同構性,使得一旦皇權專制的政治模式終止(即便是表面上終止),儒家及孔廟系統即面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之窘境。黃進興得出與列文森一樣的結論:「孔廟從祀制的停滯,儀式上象徵了儒家文化的結束或死亡。孔廟,及其所象徵的儒家文化即淪為博物館中的陳列物。」[14]他期許孔廟即儒家能實現「創造性的現代轉化」,但他意識到這並非易事:「然而處於當前,由誰來決定『道統』的性質或儒學的時代精神?又有誰足負社會的重托以審核或變動從祀人選?」[15]


復原孔教傳播學說 扼殺宗教自由的儒家理論
    
黃進興的夢想,清末民初的康有為等人早已嘗試過。在清末「典範轉移」的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讀書人發現,儒教是一個懸空的、高高在上的菁英的宗教,要在讀書人與老百姓之間有個接口,便需要將它往私人宗教推移。而其靈感來源、取法對象當然是佛教、道教、民間宗教以及外來的基督教。
    
一九〇一年,梁啟超寫道,康有為「以孔教復原為第一著手」,乃是「孔教之馬丁·路德也」。然而,康有為對基督教的理解一知半解,他認為「耶教全出於佛。其言靈魂,言愛人,言異術,言懺悔,言贖罪,言地獄、天堂,直指本心,無一不與佛同。其言一神創造,三位一體,上帝萬能,皆印度外道之所有」。因此,他堅信中國並不需要基督教,因為「民情不順」,且「一切之說,皆我舊教之所有」。[16]
    
康有為將儒學轉化成宗教的努力,是其變法的核心部分。一八九五年,他建議清廷在全國傳播孔子學說,把一切未經許可的寺廟都改為孔廟,並派遣孔教宣教士到海外向華僑傳教。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中,他正式提議以儒家為國教並建立孔教會。一九一三年,他建議民國政府的國會將儒教認定為國教,並在全國各地的孔廟作週期性的宗教儀式。他的請求未被接受——清廷雖然以儒家思想為立國思想,卻不願接受康有為版本的儒家;民國政府忙於內戰與財政,無暇理會此類異想天開的建議;士大夫階層不能認同康的理論,比如守舊的儒者曾廉指出,康將孔子提升為「教主」,將控制視為摩西,而自以為耶穌,而成教皇。雖然此人對基督教比康還要無知,卻一眼看出康氏是「借孔子之名而遂其個人的野心」;現代知識分子以及其他宗教信仰者更是對此設想極為反感,因為它危害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17]
 

[1] 陳詠明:《儒學與中國宗教傳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頁197-198。
[2] M. G. 馬森(Mary Gertrude Mason):《西方的中國及中國人觀念:1840-1876》,(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244。
[3] 陳詠明:《儒學與中國宗教傳統》,頁225。
[4] M. G. 馬森:《西方的中國及中國人觀念:1840-1876》,頁245。
[5] 戴梅可(Michael Nylan)、魏偉森(Thomas Wilson):《幻化之龍:兩千年治國歷史變遷中的孔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95。
[6] 戴梅可、魏偉森:《幻化之龍:兩千年治國歷史變遷中的孔子》,頁118。
[7] 黃進興證明儒教是宗教的「關鍵材料」並不可靠。比如,他引用明代小說家馮夢龍在《古今小說》中所說:「從來混沌初判,便立下了三教:太上老君立了道教、釋迦祖師立了佛教、孔夫子立了儒教。儒教中出聖賢,佛教中出菩薩,道教中出神仙。」小說家言其實並不可信。又如,他引用明代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重建清真寺記》(明代中晚期之前,清真指猶太教而非伊斯蘭教)中的記載:「(愚)惟三教,各有殿守,遵尊崇其主。在儒則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釋則有『聖容殿』,尊崇牟尼。在道則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則有『一賜樂業殿』,尊崇皇天。」於中國而言,猶太教是一種外來宗教,為猶太教撰文的人士,並不理解作為西方一神教的猶太教與儒教之根本差異。黃進興:《皇帝、儒生與孔廟》,頁36-38。
[8] 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見《魯迅全集》卷六《且介亭雜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頁319。
[9] 黃進興:《皇帝、儒生與孔廟》,頁121。
[10] 黃進興:《優人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頁142。
[11] 黃進興:《皇帝、儒生與孔廟》,頁119-120。
[12] 戴梅可、魏偉森:《幻化之龍:兩千年治國歷史變遷中的孔子》,頁206。
[13] 黃進興:《優人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頁269。
[14] 黃進興:《優人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頁269。
[15] 黃進興:《優人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頁366。
[16] 蕭公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頁90-91
[17] 康有為性格和私德上的嚴重缺陷,也導致了他的孔教運動的失敗。整個孔教運動缺少情感上和精神上的吸引力,很難稱之為宗教運動。蕭公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頁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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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來源:影片畫面

作者

余杰

蜀國人,蒙古族,基督徒,美國籍。  一九七三年生於成都,一九九二年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一九九八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暢銷百萬本,其文字和思想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  二零一二年赴美,拋棄如同「動物農莊」般野蠻殘酷的中國,誓言「今生不做中國人」,並致力於在思想觀念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解構大一統的中華帝國傳統,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徒精神與保守主義價值,也就是其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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