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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專欄

【分析】國共內戰中,中共從蘇俄那裡得到多少武器裝備?

余杰專欄
2020-05-15 | 示意圖(資料照)

文/余杰
 

十萬名科舉進士奠定了中國古代各朝的基礎,二十萬噸蘇援炮彈奠定了中共四九年政權的基礎。--徐澤榮(歷史學者)

 
為什麼中共將歷史學家當作間諜?
 
中共在戰場上打敗了國民黨,也在宣傳戰中打敗了國民黨。如果一九四○年代中期,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對共產黨都有徐復觀和殷海光的洞見,並且著書立說,將共產黨的邪惡本質告訴廣大民眾,共產黨未必能那麼輕易地席捲天下。
    
共產黨深知,壟斷歷史,就能掌控未來。所以,任何探求歷史真相的學者,都被共產黨視為潛在的威脅和企圖顛覆國家政權的罪犯。
    
歷史學者徐澤榮,一九五一年出生於中共高幹家庭,父親是軍級幹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母親是中山大學黨委副書記,在廣東文教界頗有地位。一九八四年,徐澤榮移居香港,曾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即現今的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工作,算是中共派駐香港的官二代。後來,徐澤榮轉入學術界,到英國留學,於一九九九年獲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

 

歷史學者徐澤榮。圖片來源:資料照
    
然而,徐澤榮的歷史研究不小心觸碰了某些敏感領域,以至鋃鐺入獄,就連他顯赫的家庭背景都救不了他。二○○○年七月,徐澤榮突然在廣州家中被捕。一開始,當局僅指控他在深圳「非法經營」出版書刊業務(十多年之後,若干在香港從事新聞出版工作的人士都在中國被捕,並被控以類似的罪名),並未提及後來成為主要罪狀的「向境外非法提供情報罪」。當局搜索徐澤榮的住宅之後,發現他於一九九二年曾向韓國「國家安全戰略研究所」所長洪晟泰提供中共五○年代出版的內部資料《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總結》和《韓戰敵軍資料匯集》,並獲得報酬,認定此為「唯一鋼鞭材料」。二○○一年十二月,徐澤榮被深圳市中級法院判處「非法向境外提供情報和非法經營書籍和報刊發行」罪名成立,獲刑十三年。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經三次減刑後刑滿出獄。徐澤榮的母親在兒子被捕入獄後因悲傷過度去世,這又是一起革命者被革命吞噬的案例。

 據香港《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對美國之音表示,徐澤榮實際上是因為報導中共文革時期支持馬來亞共產黨的陳年舊事而觸怒當局。金鐘說:「更重要的,恐怕是他在《亞洲週刊》上寫文章報導馬來亞共產黨曾經在湖南益陽某山頭上設立祕密電台。這件事情過去沒有人知道,更沒有人報導。」
    
這篇題為〈馬共祕密電台湖南曝光〉的文章,發表在二○○○年六月最後一期的香港《亞洲週刊》。這篇報導披露,中國政府一九六七年幫助馬來亞共產黨在湖南益陽赫山區岳家橋四方山設立「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電台於一九八一年撤銷。徐澤榮抵達現場,看到了人去樓空的廢棄場所,包括數處房屋、一處坑道和一座鐵塔。對於曾經以「輸出革命」為榮的共產黨來說,那段歷史卻成了不能提及、不能研究的禁忌。徐澤榮為此付出了坐牢十一年的慘重代價。 
   
讓人訝異的是,徐澤榮刑滿出獄、離開中國一年多之後,居然重獲中山大學聘任,以客座教授及研究員身分在中山大學任教。刑滿釋放人員再度當上教授,可謂空前絕後。
    
徐澤榮解釋,獲得中山大學復職是「上級指示中山大學」的,這是因為他在中國收回香港的軍用土地談判中作出過重大貢獻:一九九二年,徐澤榮在牛津大學就戰略研究課程撰寫學期論文〈二戰前夕駐港英軍備戰方案分析〉,搜集資料過程中,從大學法學院圖書館得到多份十四世紀起的「英國海外駐軍法案」,又在港府房屋委員會得到三十多張駐港英軍兵營地圖描圖。完成論文後,他把有關原始材料送給中國國際戰略學會。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是具有國安背景的智庫,得到這些資料後如獲至寶。其負責人回復徐澤榮說,這是雪中送炭,解放軍據此方能組建駐港部隊。由於中方已掌握英軍在港軍事用地產權、數量、位置和劃界,英軍無謂作談判「釘子戶」,故此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軍事談判小組商討過程順利,不像聯絡小組的政治談判小組般爭拗不斷。戰略學會會長柴成文後來為此當面讚揚徐澤榮,而英國外交部亦派他的博士論文答辯外校考官葉胡達(Michael Yahuda)教授來瞭解情況。不過,英國是民主國家,不會因為徐澤榮使用過此類資料乃至將資料送給中國,而將徐冠以間諜的罪名。
    
徐澤榮稱,由於知道他的這一貢獻的人不多,戰略學會華南分會會長在他被捕時又不在其位,故他被中共當局無辜判以重刑。後來,該分會會長復出,為徐出獄後復職奔走,使他在這一個「人治國家」破例得以復職。徐澤榮引用中共創黨黨魁陳獨秀的話形容自己的經歷,「出了研究室進監獄,出了監獄進研究室」,而這種「囧境,古今中外世所罕見,丟人現眼」。另外,徐澤榮也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就其案件審訊不規範的地方提出異議,並向中聯部部長王家瑞提出和解要約——但是,這些要求全都如同石沉大海,中共怎麼可能想個人認錯並和解呢?按照中共的思維方式,即便是反右或文革那樣造成數百萬人家破人亡的錯誤的政治運動,也只是母親委屈了兒女、兒女只能忍辱負重,兒女豈能讓母親道歉?
    
實際上,徐澤榮並不是一名持反共立場的學者,甚至也算不上是自由派知識分子,他是現實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他身為香港人,在香港問題上卻站在中共政權一邊,在中英談判中顯然為祖國服務。徐澤榮被關押了整整十一年,而他的父母都是中共暴政的犧牲品,他卻仍然沒有徹底覺悟,居然為得到一個教職而對中共感激涕零,讓人哀歎「奴在心者」的悲劇。
    
徐澤榮的故事,讓人想起法國作家拉·波埃西在《自願為奴》中的論述。拉·波埃西指出,暴政在一開始是最困難的,在自願為奴之前,必定為兩種力量所驅使:武力或(自我)欺騙。一開始,人民因為征戰而提供了僭主統治他們的權力,在飽經戰火和危難之後,人民自我欺騙,認為若不繼續提供這樣的同意,則無法繼續換取生存。於是,後人未曾體驗並無法理解前人是在不得不的情況下才被迫放棄自由,換言之,第二代的人們,生於枷鎖之下,且在奴役中成長,奴役狀態成了他的自然狀態。作為官二代的徐澤榮正是將奴役當做自然狀態,即便成年後在香港和英國生活多年,並獲得頂尖學府牛津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學位,也無法從此種狀態中掙脫出來。

 

《自願為奴》書影。圖片來源:資料照
 
中共真的是靠「小米加步槍」打敗了國民黨?
 
徐澤榮的著述並不具有顛覆中共統治的功效,只是鉤沉出某些被遺忘、被扭曲的歷史事實而已——然而,即便是這種看上去對中共當下的統治「無害」的歷史研究,中共也不能容忍。因為,對於任何一個獨裁專制的政權而論,歷史不是逝去的、無足輕重的往事,歷史是與現實息息相關的政治。中共與喬治·歐威爾小說《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一樣,堅信這樣一個真理:誰掌握了過去的闡釋權,誰就掌握了未來的願景圖。這就是中共一定要將徐澤榮送入監獄的原因所在。
    
徐澤榮的很多歷史論文,如〈中共是靠小米加步槍打敗了國民黨?——共軍內戰使用蘇援炮彈研究〉,在中共看來一定是「不合時宜」的「違禁之作」。
    
中共是怎樣打敗國民黨的?中共的說法是「小米加步槍」。「小米加步槍」是中共在國共內戰時期的重要宣傳術語。所謂「小米」,是指中共軍隊的食物;所謂「步槍」,是共軍當時主要武器裝備。中共在內戰期間以「小米加步槍」戰勝國民黨的說法,通過中共的強力宣傳而深植人心。
    
這個說法最早出自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毛澤東與美國桌牌記者安娜·路易士·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談話:「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歷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毛的說法從此一言九鼎,但它並非歷史事實。
    
然而,徐澤榮並不認同這一歷史敘事。他在肯定國共內戰中共佔據「正義一方」的大前提之下,撰寫了〈中共是靠小米加步槍打敗了國民黨?——共軍內戰使用蘇援炮彈研究〉這篇歷史論文。他從中共早期軍工業先驅劉鼎的傳記中,順藤摸瓜地考證出不少紮實的史料,顛覆了解放軍靠小米加步槍打敗國民黨的宣傳神話。
    
徐澤榮指出,解放軍在內戰中期就已在武器上領先於國民黨軍隊,中共的武器大部分來自蘇俄,包括蘇俄從日本關東軍那裡繳獲的日式武器、蘇俄自己生產的武器,以及美國二戰中援助蘇俄的剩餘武器。徐澤榮指出:
 

淮海戰役六十五天用去炮彈十三萬五千八百三十噸,完全有這可能,蘇軍柏林戰役首日炮襲空襲最厲,一天用去九萬八千噸炮彈和炸彈。淮海戰役消耗自產炮彈與蘇援炮彈之比為百分之一點二與百分之九十八點八。假設淮海戰役共方每門火炮每天發射炮彈二百發,總共發射(六十五天中的)五十天,那麼,不難推算出來:淮海戰場共軍擁有三種火炮(主要為美制原先租予蘇軍火炮以及日制蘇軍繳獲火炮。中共軍隊自行繳獲火炮此時僅以百計)一千三百五十八門。 據此估計,三大戰役消耗蘇援炮彈應在二十萬噸以上。出於可以想像的的原因(聯想「排除蘇共幹擾獨立自主革命」、「農村包圍城市開展武裝鬥爭」、「小米加步槍打敗了飛機加大炮」),這些蘇援炮彈的來源、品種、規格、數量過去沒被納入正冊,納入正冊的只是二萬自產炮彈的有關資料,後人慘被誤導,真慘!

 
 徐澤榮又指出,「中共靠蘇援火炮才轟垮蔣家王朝」才是歷史真相:
 

蘇援餉械對於中共成功奪取全國政權所起的「左右結局作用」,權重應為九成以上——中共二十八年革命得以成功,乃是外因為主,內因為輔!史達林才是解放軍的運輸大隊長,他派往西柏坡的蘇共代表原來就是蘇聯鐵道部部長。運送十一萬五千八百三十噸炮彈可要八千節車皮,何況還有其他種類彈藥。什麼時候輪到蔣介石!

 
國民黨一方的記載亦印證了徐澤榮的論斷。一九四五年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兼後勤總司令的陳誠在回憶錄中寫道,蘇軍在東北繳獲日軍飛機九百二十五架、坦克三百六十九輛、裝甲車三十五輛、野炮兩千六百六十二門、機槍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五挺、步槍三十萬支、擲彈筒一萬一千○五十二具。「以上各種武器裝備,俄軍可能保留了一小部分,其餘即全數供給了共軍」。
    
蘇聯將各種軍火源源不斷地轉交給中共之際,美國卻停止了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美國認為,蔣介石政權是扶不起來的阿斗,不願向這個無底洞繼續投資。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八日,美國杜魯門政府發布了軍火禁運的行政命令,國民政府雪上加霜,直到一九四七年五月的十個月中,國軍未能從美英等國獲得軍火物資,前線已無法維持作戰。

 

示意圖。圖片來源:資料照
    
當時,國府駐美大使顧維鈞回憶說:「八月二十七日,王守競前來匯報他為中國軍隊爭取某些物資出口許可證的情況。他說,戰時特為中國製造的一億三千萬發七點九二毫米子彈,國務院拒絕發給出口許可證。拒絕發證主要以中國當前的局勢為依據。這無疑是對華禁運作戰物資的一種行動,因為禁運的手段,一般來說就是拒發出口許可證。禁運給我們造成的問題特別嚴重,因為我國的軍事裝備絕大部分來源於美國,這就必須使用美制彈藥。
    
國民政府特勤總管黃仁霖也在回憶錄中說:「由於美國禁運軍火,我們立即發現我們由美國顧問用新式裝備所訓練出來的新兵,因為他們的軍火消耗無法補充,無怪乎有若干師軍隊,就因為沒有軍火可資抵抗,而不得投降。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國務院報告說:「國民黨軍隊彈藥供應已達到危急程度。有相當可靠的消息表明,按照當前軍火消費水準,美式裝備和訓練的部隊只有三個月的彈藥了。」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美國解除對華軍火禁運,但禁運的影響並沒有因此而消除,國軍潰敗之勢已無法挽回。一九四八年,美國《援華法案》中的四點三六億美元,是蔣介石敗退台灣之前獲得的最後一筆大額援助,但已於事無補。甚至出現一件讓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國民政府多年秘而不宣,因為如果美方知道了,會再度終止援助。據黃仁霖回憶:
 

一九四八年底,蔣介石命令我把一船五百五十噸的軍火,運往北平,那是五省剿共總部的所在地,由傅作義指揮的。我告訴傅作義說:雖然這五百五十噸輕武器軍火,數目不大,但是這批軍火是一點二五億美元「援華法案」中的第一批,蔣先生要我向你保證,隨後的軍火將繼續不斷地運來。事實上證明,幾天之後,一九四九年元月三十一日,他打開北平城門同中共議和了。我必須提出這一個報告是很悲慘的,因為這項援華物資的第一批,事實上卻落入了共軍的手中了。對於這項祕密,我始終是守口如瓶,從來不曾洩漏過。那並不是我怕受到懲罰,因為我是奉命行事的。而且我把軍火交付他的時候,他還在守城。我只是害怕,一旦這個消息洩漏出去之後,中共便會向外宣佈,他們正從美國國會最近批准的「援華計畫」中,新受到了一批軍援物資裝備……

 
可見,國民黨政權已眾叛親離、分崩離析。即便美國繼續給國民黨政權金錢和武器,也是抱薪救火,無濟於事。
 

蘇聯解密檔案顯示:蘇聯援助中共的武器,是中共反敗為勝的關鍵
 
國共內戰初始,國軍跟共軍總兵力對比大體上是五比一,陸軍野戰部隊數量超過中共兩倍以上,各種重裝備遠超過共軍,在自動化武器、機動性上佔有絕對優勢。國民黨已有三十九個軍(師)換用美械裝備,重裝備火力與機動性大大提高。
    
因此,蔣介石信心百倍地說:「比較敵我的實力,無論就哪一方面而言,我們都佔有絕對的優勢。軍隊的裝備、作戰的技術和經驗,匪軍不如我們;尤其是空軍、戰車以及後方交通運輸工具,如火車、輪船、汽車等,更完全是我們國軍所獨有;一切軍需補給,如糧秣彈藥等,我們也比匪軍豐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據點、大都市和工礦的資源,也完全控制在我們的手中。」一九四六年五月,四平戰役國民黨得手後,蔣更不把共軍放在眼裡,他對其內部人員說,「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屬烏合之眾,經此次打擊,勢必瓦解無疑」,「共果不就範,一年期可削平之」。
    
那麼,為何國民黨在內戰開始的頭八個月,便損失大約七十一萬兵力,最後又在短短三年內,精銳盡失,敗退台灣呢?
    
學者青石在〈東北決戰幕後〉一文中提到:「中共軍隊從東北獲得了大量較先進的武器裝備,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同樣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同樣是這些將領在指揮:十年前,鏖戰甘肅黃河兩岸是何等艱辛慘烈,兩萬紅軍健兒竟會全軍覆滅於與土匪無異的『馬家軍』騎兵手下;十年後,他們宛如蛟龍出海,由東北而華北而華東而華南而西南而西北,橫掃全副美式裝備的百萬國民黨軍,銳不可當。武器裝備之重要作用,於此一目了然。」相比之下,歷史學家黃仁宇在《黃河青山》一書中揭示了國軍精銳部隊武器彈藥匱乏的窘境:「一九四六年東北國軍的軍力可說達到巔峰,然而王牌軍新一軍炮兵營的一○五毫米榴彈炮,全營只有五百發炮彈,而整個東北國軍也不超過一千發,幾分鐘就射完了。」
    
所謂「從東北獲得了大量先進的武器裝備」,其實就是從蘇聯那裡獲得的。當年在東北參與接收的國民黨要員田時雨在其回憶錄中寫道:
 

東北的日、偽軍既幾全部被俘,俄軍所獲武器無數。從松北進出的難胞所見:如許多戰車、武器,俄軍除已隨時補給共軍外,絡繹不絕的多以運向佳木斯途中,那裡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為共軍的後方,兵源的重鎮,造成日後松北襲進的大規模攻勢,卒使戰局急轉而下。

 
真正的歷史答案,不在中共的宣傳資料和歷史教科書中,而在俄羅斯解密的前蘇聯檔案中。
    
蘇聯解密檔案記載:

第一,蘇聯向中共提供了日本關東軍的可武裝至少一百萬軍人的武器裝備:步槍七十萬枝、機關槍一萬四千挺、炮四千門、坦克六百輛、飛機八百六十架、汽車兩千五百輛、彈藥庫六百七十九座;在一九四七年以前又提供步槍三十萬枝。
    
第二,按照史達林的佈置,駐朝鮮蘇軍把日軍在朝鮮的武器全部移交中共,日本經營朝鮮半個世紀,儲備了數量驚人的武器。
    
第三,從一九四六年開始,蘇聯把美國在二戰期間通過租借法案支持蘇聯的一百三十億美元武器中多達四十億美元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援中共,直到一九四八年蘇聯依然在向中共提供大量蘇聯和捷克生產的武器。
    
第四,一九四七年初,蘇聯把十萬主要是朝鮮人的、經過蘇聯軍事訓練並全副武裝的軍隊,全部交給林彪的部隊。(韓戰中,這十萬朝鮮籍官兵又被送回北韓,成為北韓最具戰鬥力的部隊)
    
第五,在林彪的部隊中有數千名蘇聯軍事顧問。

 

林彪率領部隊影像。圖片來源:資料照
    
由此可見,蘇聯援助是中共軍事力量壯大的關鍵因素。這個結論記載在一九七六年蘇聯出版的《蘇聯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卷「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條目中。該書評論說,「蔣的失敗不是運氣問題,毛的成功也不是簡單的民心所能解釋,更非小米加步槍!」、「國民黨經過八年抗戰,各精銳兵力已被日寇大部消滅打光,剩下的雜牌軍居多,精銳越打越少,解放軍越打越多,解放戰爭初期解放軍實力已遠在國軍之上。」
    
關於蘇聯援助中共的武器、人員和物資的情況,蘇聯存在各種不同說法。蘇軍元帥華西列夫斯基在回憶錄中說,給中共的武器是「三千七百門火炮、迫擊炮和擲彈筒,六百輛坦克,八百六十一架飛機,約一千兩百挺機槍」。一九七一年,莫斯科華語廣播一檔談話欄目的說法是「步槍約為七十萬支,機槍約為一萬兩千至一萬四千挺,各種炮約四千門,坦克約六百輛,八百餘架飛機」。《赫魯雪夫回憶錄》披露:「戰敗的日本兵放下武器,我們將他們的武器轉交給了中共。我們避免暴露直接將日軍武器轉交給共軍,辦法是將武器集中存放在某地,讓中共去取。」
    
這些史料澄清了中共長期宣傳的謊言:中共使用的美式武器是從國民黨軍隊繳獲而來。其實,在國共內戰初期和中期,中共使用的大量美式武器是輾轉從蘇聯獲得的。美國從未想到援助蘇聯會養虎為患。這些美式武器,甚至在韓戰中被北韓和中國軍隊用來對付美軍及聯合國軍。這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左派思想和婦人之仁所結出的惡果。
    
歷史學者楊奎松在《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中,以蘇聯檔案為依據,得出結論:
 

蘇聯紅軍不僅在暗中協助中共在東北建立根據地,而且為進入東北的及在華北的中共軍隊先後提供了足夠裝備幾十萬人的武器彈藥,從而使這支過去因為裝備落後、彈藥缺乏,主要靠遊擊戰取勝的部隊,迅速成長起來,從而極大地縮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預計的徹底戰勝國民黨的時間表。

 
從中共的文獻看解放軍的武器來源
 
台灣歷史學者陳永發在《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一書中,用中共的史料重現了東北共軍建立砲兵司令部的過程。
    
內戰剛剛爆發時,中共不僅沒有幾門火砲,而且不懂得砲兵戰術,只會以單砲兵抵近直瞄射擊。直至一九四六年十月,東北共軍成立砲兵司令部後,才逐漸學會集中火力和步砲協同戰術,把砲兵火力集中在一起,連續向前推進射擊。
    
到遼瀋戰役前夕,東北共軍擁有的重裝備可能已超過國軍,而且有能力支援步兵攻佔由國軍「十幾個多兵種合成防守的大城市」。此時,百分之七十以上國軍的傷亡,就是中共火砲造成的。這些火砲,絕大部分是來自蘇聯。
    
此後,解放軍在濟南戰役使用五百餘門火炮,錦州戰役使用六百餘門火炮,天津戰役使用一千兩百三十門火炮。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徐向前兵團發起太原戰役,這場戰役持續半年,閻軍憑藉險要地形、堅固工事和強大火力,頑強反抗,共軍久攻不下。次年四月,共軍太原前線一共集結三個炮兵師,擁有各類火炮一千三百三十三門。四月二十四日晨五時,向閻軍城內主陣地猛烈轟擊,四天後太原終告陷落。
    
國共內戰時期,中共的東北部隊戰力最強,除了其統帥林彪是中共最強悍的戰將,以及東北士兵的身體和文化素質相對較高之外,更是其武器裝備在數量和品質上都是中共各部隊中非常突出的。這支部隊特指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戰勝利以後進入東北的中共領導下的部隊,一九四五年十月稱「東北人民自治軍」,一九四六年一月改稱「東北民主聯軍」,一九四八年一月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其野戰部隊則稱「東北野戰軍」。
    
歷史學者郭永學考證,從東北部隊的史料及各級將領的回憶錄看來,抗戰剛結束時到國共內戰初期,關於蘇援武器的記載相當多。如,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蘇軍多次向中共轉交武器。九月,曾克林部從瀋陽蘇家屯軍火庫裡運出兩萬支步槍、一千挺機槍、一百五十六門迫擊炮、山炮和野炮。曾克林在回憶錄中承認,向蘇軍投降的日本空軍飛機及人員,全都由蘇聯轉交給中共,由中共使用:「當時在瀋陽附近的遼陽奉集堡機場,駐紮著日本航空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訓練飛行大隊,裝備有重型轟炸機、九九高級教練機。大隊長是林彌一郎……其飛行大隊有各式飛機四十六架,飛行員十七人,機械師二十四人,機械員七十二人各類地面保證人員一百八十多人及各種器件和配件。」這些日本空軍的資源,成為中共組建其空軍的基礎。蔣介石在向日本侵華軍隊總司令岡村寧次求助的同時,中共也爭先恐後地將日軍的資源拿來為其所用。
    
又如,《中國共產黨長春歷史》及《長春市志·軍事志》等書記載,共軍周保中部從長春日軍軍火庫中運出一萬一千支步槍,這是此前佔領長春的蘇軍故意留下的。
又如,中共將領周家美在〈關於我軍進兵東北接管遼西的回憶〉一文中記載,駐錦州的蘇軍從日偽武器倉庫中,取出各種火炮五十餘門、機槍四百八十餘挺、步槍一萬餘支、手槍兩百餘支,交給周家美部。
又如,劉轉連在〈三五九旅北上記〉一文中記載,十一月,三五九旅利用在遼陽為蘇軍看守倉庫的機會,一夜之間利用庫裡的武器把全旅重新裝備起來。如果不是蘇軍同意和默許,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   
又如,陳雷在〈一切從頭開始〉一文中記載,黑龍江綏化縣龍南縱隊成立時,蘇軍衛戍司令部移交了兩車皮武器彈藥,有步槍約五千支,輕機槍一百五十餘挺,迫擊炮二十餘門。
    
學者李長林在〈關東軍武器流向略考〉一文中,引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陳雲、高崗致中央電〉指出,陳雲等人向中央報告說:蘇軍提供的武器已有「槍十萬,炮三百」。
    
《回憶蕭華》一書亦記載,到了年底,遼東軍區從駐朝蘇軍手中得到多達十幾列車的槍支、彈藥。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六日的〈東北局轉報周保中處消息致中央電〉顯示,蘇軍從朝鮮轉交中共部隊各種槍三萬余支。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的〈高崗關於與蘇軍交涉情況致東北局並中央電〉顯示,蘇軍代表告知中方,蘇軍於二十五日撤離哈爾濱,為中共部隊留下「十萬步槍、一萬輕重機槍、一千門炮」。   
    
後來,蘇聯認為在滿洲繳獲的日本軍用物資屬於其戰利品,不能無償撥給中共,要用易貨交換的方式處理。一九四七年年六至七月,被譽為「解放軍炮兵之父」的朱瑞專程赴平壤與駐朝蘇軍談判換取武器事宜。朱瑞是共軍中唯一的砲兵專家,也是蘇聯教育出來的專業人才。一九二六年年二月,朱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與鄧小平、蔣經國等為同學。一九二七年年秋,轉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學校學習。在國共內戰中,朱瑞任東北軍區兼東北野戰軍炮兵司令員。當時,朱瑞與駐朝蘇軍達成協議,採用武器換農產品的方式,蘇方經圖門向中共運送數十列車的關東軍武器彈藥和器材,包括幾百門火炮。
    
據《何長工回憶錄》記載,同年十月,中共將領何長工與蘇軍談判成功,用廢鋼鐵換取存放在滿州裡的關東軍武器,這批武器「有各種槍炮,還有坦克」。
    
另外,東北共軍的不少武器來自朝鮮的日本遺留作戰物資。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應東北部隊軍政領導人陳雲、蕭勁光、李富春、周保中、劉亞樓等請求,朝鮮曾分四批向東北民主聯軍提供兩千節車皮的日軍遺留作戰物資。這些物資中含有大量武器。朝鮮對於這些武器數量的記載是「十萬槍支武器」。一九四七年六月,又從朝鮮發運數十列車武器彈藥,其中有山炮、野炮和高射炮等。這段淵源成為日後毛澤東出兵參與韓戰的原因之一。
    
沒有蘇聯提供的大量武器,中共不可能在內戰中打敗國民黨。換言之,沒有史達林就沒有毛澤東。在史達林生前,毛澤東一般不敢違抗其意志,對其俯首貼耳、畢恭畢敬;史達林死掉之後,毛澤東才野心膨脹,要跟赫魯曉夫爭奪共產主義陣營頭把交椅。於是,中蘇關係走向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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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余杰

蜀國人,蒙古族,基督徒,美國籍。  一九七三年生於成都,一九九二年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一九九八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暢銷百萬本,其文字和思想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  二零一二年赴美,拋棄如同「動物農莊」般野蠻殘酷的中國,誓言「今生不做中國人」,並致力於在思想觀念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解構大一統的中華帝國傳統,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徒精神與保守主義價值,也就是其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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