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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專欄】文言文與中國史

余杰專欄
2018-01-20 | 提到文言文就不得不提的古文觀止。圖片來源:wikimedia

在台灣發生的關於中學課程中文言文和中國史比例調整的爭議,不僅牽動了教育界,而且使得社會各界都高度關注;不僅在台灣島內成為熱門話題,中共當局和海外華人也議論紛紛。

從這場爭議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在民主化已經三十年的台灣,還是在依舊是一黨獨裁的中國,以及在擁有數千萬人口的、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海外華人社群,保守力量之強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五四運動過去了整整一百年,五四運動試圖解決的新舊文化衝突仍懸而未決。

文言文是一種僵死的、與日常生活脫節的語言,除了少數有志於研究歷史和從事文學創作的學生之外,沒有必要強迫所有年輕人都耗費巨大的時間和精力背誦大量的文言文。

而中國歷史是一部帝王將相的家史,即便能夠將每個皇帝的名字和年號倒背如流,也無助於年輕人去創造自由而美好的新生活。

削減中學課本中文言文的數量、將中國史納入東亞史的課綱改革,原本是人心所嚮、大勢所趨,卻有相當一部分將文言文和中國史「神聖化」的保守派對此感到「痛心疾首」。

對他們而言,如果沒有文言文和中國史,失去的不僅是一言堂和鐡飯碗,還有尊嚴、面子和存在的價值。在他們心目中,文言文不單單是文言文,中國史不單單是中國史,在語言和歷史的背後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是天朝儒學,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順民的培養術,是奴隸的守則。

中國國臺辦的發言人大聲力挺文言文,肆無忌憚地干涉台灣的內政,讓人不禁想起一句毛澤東的名言:「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持。」

共產黨支援的東西,通常很少是好東西,如北韓和伊朗,如文言文和中國史;共產黨反對的東西,通常很少是壞東西,如美國和西方,如民主和憲政。

共產黨為什麼要對昔日不共戴天的對手國民黨伸出援手呢?而昔日以反共爲己任的國軍政戰主任許歷農為何要在垂暮之年高調宣佈放棄反共的理想呢?道理很簡單,利益趨近、臭味相投也。

中國不是沒有明白人。近日,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唐世平在一篇題為《少沉迷中國歷史,多瞭解世界文明》的短文中指出:「中國歷史,特別是西元一八四〇年前的歷史,其實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部改朝換代的歷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變法之外,基本沒有根本性的變革。至少,遠不如西元一五〇〇年後的世界歷史對我們更為重要。」

他進而認為,太沉迷於中國歷史,還會讓中國人從上到下都潛移默化地陶醉於中國歷史中最為核心的東西:權謀術!他這樣說道:

某種程度上,權謀術是貫穿整個中國歷史的核心主線。對一個人的自我境界來說,最大的滿足可能確實是贏得生殺予奪的權力——這種權力太有快感了。但是,這種對個人的自我實現,恰恰是對社會和國家的最大傷害。權謀術是人治的核心邏輯,但不是法治的核心邏輯,甚至是法治的阻礙,因為法治的核心要義就是將權謀術的適用範圍縮小到最小。而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化的。

這也正是柏楊翻譯《資治通鑒》和寫作《中國人史綱》的目的——讀完中國史惟一的收穫就是,中國人從來沒有過上自由、民主、法治、尊嚴有保障的生活,中國人一直在醬缸文化中掙紮和苟活。


台灣歷史評論家柏楊,因政治牢獄而啟迪對中國歷史的反思。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那麽,與其頭懸樑、錐刺股般地學習文言文和中國史,不如謙卑地學習西方文明史。唐世平建議在研究和教學上,應當削減中國歷史,尤其是對中國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援(考古史例外)。

許多關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幾乎毫無現實意義,只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與此同時,大大加強對中國近現代史和世界近現代史的研究,特別是有比較的社會科學研究。只有比較才能讓我們更好地吸取別人的經驗和教訓,少走些彎路和歧路。

當然,作為體制中人,唐世平還不敢戳破這一層薄薄的窗戶紙:共產黨將歷史的書寫和灌輸作為愚民教育的重要手段,大一統和大中華的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思想,就是通過從小學到大學層層疊疊的洗腦建構起來的。

而彼岸的國民黨也是如此——雖然國民黨在選舉中失去了政權,但長期作為國民黨「隨附組織」的文教領域的保守派仍然佔據了學校的講臺和媒體的麥克風。

最可悲的是,數千萬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的華人,仍然以觀看中國拍攝的垃圾電視劇(其中大部分是古裝戲)爲生活中最大的娛樂,其精神生活之貧乏、單調與腐朽,比起「牆內」的人們來並無二致。

如果說「牆內」的人們是被動地遭受共產黨洗腦,那麽「墻外」的人們則是主動地接受共產黨的洗腦,而且被洗得「不亦說乎」。

唐世平的感嘆,海外華人們大概會無動於衷:「說句大俗話,中國不能還是憑著《甄嬛傳》和《武媚娘》來和現代世界相處。」

 

作者

余杰

異議作家,現為無國籍人士,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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