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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專欄】博士為什麼不能打零工?

余杰專欄
2018-01-20 | 打零工的博士林宏仁。取自林宏仁臉書

《遠見》雜誌向來唱衰台灣、討好中國、拱衛建制、獻媚財團,近日發表了一篇題為《我是博士,我打零工》的報道,寫一位名叫林宏仁的文化大學哲學博士,「一心想要在學術圈做研究、闡揚所學」,而「冷門科系博士無法在學校求得一官半職」,導致他只好打零工為生,「淪為都市遊俠」。文章以此批判台灣經濟衰敗,且不重視人才。然而,我仔細讀完文章,卻發現主人公並非「生不逢時」,而是眼高手低、學非所用,他正是台灣失敗的教育模式的犧牲品和樣板。

林氏聲稱「自小就對哲學思想很有興趣,自華梵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繼續在母校念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原本想,碩士學位拿到後可以留在學校執教鞭,孰料,卻找不到適合的缺」。從這個細節中就可以看出,以碩士學位就想在大學任教,林氏未免太高估自己了吧?

接著,林氏意識到找不到教職是因為「學歷還不夠高」,於是又去文化大學唸哲學博士班。畢業後卻仍然找到不到大學教職。而他根本瞧不起到高中職教書,「我期待的是在課堂上自由地闡述我對學術的見解,而不是照本宣科教書,所以我不幹!」

讀到這裡,我只能感嘆,這位林先生一路讀到博士,偏偏讀成了「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廢物,真是一場莫大悲劇。在這篇自述文章中,他沒有列出他的任何一本論著和任何一篇論文,以此證明他確實有任教於大學的學術水準。他是一名「唯學歷主義者」,以為只要有博士學位,就能當教授。殊不知,博士和教授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每年博士畢業的有多少人,能當上教授的只是其中極少數而已。


每年博士畢業的有多少人,能當上教授的只是其中極少數而已。

更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林氏如此鄙視當高中職的老師,認為高中職老師只能「照本宣科」,這是何其膚淺、何其謬誤。其實,無論在大學還是高中職,作為老師,只要具備淵博的學識和獨立的創見,都可以完成「傳道、授業、解惑」之使命。以歐美發達國家而論,許多一流的學者往往在中學和社區學校任教,他們絲毫不覺得委屈,照樣開心工作、盡忠職守、教書育人、啓迪人心。

我在台灣也遇到過好些在中學當老師的博士學位擁有者和作家、學者。比如,國家文藝獎得主宋澤萊,早已有多部載入台灣文學史的佳作,卻甘心樂意地在鹿港小鎮的一所中學當了一輩子老師,直至退休,然後又去成功大學臺文所修博士課程。又比如,政大歷史學博士蘇瑞鏘長年任教於彰化高中(近期剛受聘於臺北教育大學),在白色恐怖歷史的研究方面,著述和論文的質與量都相當可觀,蘇老師曾邀請我去他在彰化高中的歷史課上演講,我發現他的學生都很愛戴他。為什麼林先生不能向宋澤萊和蘇瑞鏘學習呢?當你自己高看自己的時候,你不會受人尊重;當你自己降卑的時候,別人就會看你爲高了。

林先生在這篇文章說,他打過各種零工,曾經試藥、在知名餐飲店作後台理貨工、發傳單、當早餐和飲料店的計時零工,甚至跟父母親一起做直銷,但他不願找份正職做。「因為我的理想是『傳遞儒學思想的哲學家』,但在企業上班,好像不能。」他又說:「身為基督徒,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上,相信一切自有安排。」

同樣是基督徒的我,爲林先生混亂而矛盾的思想、信仰和價值觀而感到悲哀。身為基督徒跑去傳播「儒家思想」,這不是南轅北轍嗎?林先生究竟是相信孔子,還是相信耶穌基督呢?儒家思想在本質上是東方專制主義的包裝而已,本該被民主自由的時代所拋棄。想傳播儒家思想的人在這個時代失業,這是必然的結果,也是學生們的幸運——學生們不用再受儒家思想的荼毒了,但願林先生是最後一代儒家思想的受害者。

其實,如果林先生認真閱讀聖經的話,就會發現聖經中教導說,「要安靜作工,吃白己的飯」、「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飯」。喀爾文神學視每一種勞動和每一種職業都是上帝所賦予的神聖「天職」,即便你只是一名鞋匠,也要作出最好的鞋子來,以此榮神益人。那種自己不努力,「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上,相信一切自有安排」的消極不作為的想法和做法,當然不蒙上帝的喜悅。林先生若是有教會生活的基督徒,在教會裡難道沒有聽過這樣的教導嗎?

林先生的失敗人生,正顯示出臺灣儒家式教育在現代社會的全然失敗。儒家倫理認為「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儒家式的教育,不是培養純粹的「求真意志」,也就是哲學家羅素所說的「對知識的渴求,對人類苦難痛徹心扉的憐憫」,儒家學子只相信「十年寒窗苦,方為人上人」。一旦他們獲得博士這個最高的學位,而無法成為他們夢想中的「高等人士」,他們必然會心理崩潰、人生破碎、怨天尤人。

反之,在西方國家,很多人讀博士只是爲了研究自己喜歡的某個領域,而且,如果以後自己的興趣愛好或外部環境有所改變,他們很輕鬆、很容易放棄原有的學位和專業,改行去做別的事情。我在弗吉尼亞的一個農場,就遇到了一位整日養牛養雞的電腦博士。他告訴我,他原本在網路公司當高級程式員,但不願天天在辦公室看老闆臉色做事,就辭職買了這家農場,時刻跟大自然和動物在一起,其樂融融,自食其力。那麽,林先生能夠想像一個整天幹粗活、雙手結滿繭子的博士嗎?

林先生目前糟糕的現狀,根源並不在於台灣的少子化、大學尤其是人文學科規模大幅縮減的大環境,而在於他未能做好自我定位。大哲學家斯賓諾莎一邊磨眼鏡片,一遍寫《倫理學》;大作家卡夫卡一邊在保險公司當職員,一邊寫《變形記》。若林先生真有斯賓諾莎和卡夫卡的才華,不妨先從此類平凡的、乃至卑微的工作開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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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余杰

異議作家,現為無國籍人士,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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