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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專欄】從「中國的劉曉波」到「東亞的劉曉波」 ——《劉曉波傳》日文版序

余杰專欄
2018-05-08 |

一生紮根於中國,從事人權活動、批判中共極權主義和建構民主化理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堪稱「中國不配擁有的巨人」。共產黨統治中國七十年來,中國上層的權貴階層比恐怖電影中的吸血鬼還要兇殘,中產階級(包括知識精英)因分得經濟畸形增長之紅利而對社會的不公不義保持沉默,底層社會則直接走向黑社會化。身處這樣一個地獄般的國度,劉曉波是其中微弱而有穿透力的一束光芒。


劉曉波將他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的民主自由事業。在這個意義上,比起那些口頭上標榜「愛國主義」、自己家人卻早已取得西方國家國籍或居留身份的共產黨當權者(或稱之為「裸官」)來說,劉曉波才是真正的中國人、真正的愛國者。另一方面,在「文明論」的層面上,劉曉波認同英美古典自由主義價值,在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後,他高聲宣佈「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所以,劉曉波弘揚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他是一名具有廣闊胸襟、超越國族觀念的「世界人」。劉曉波的在共產黨暴政之下從事艱苦卓絕的人權活動,以及透徹而完整的民主化思想,足以讓他享有「世界的劉曉波」之美譽。

「中國的劉曉波」無需多言,但在討論「世界的劉曉波」之前,認識「東亞的劉曉波」是十分必要的。中國的近代化是東亞的近代化的一部分,若無視中國與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東南亞諸國、俄羅斯(在精神上俄國非歐洲國家,而是亞洲國家,註一)的相關性,就無法理解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局和難題。在劉曉波的文章中,有若干篇目論述中國在東亞的位置,中國與東亞諸國錯綜複雜之關係,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國際環境又深刻影響了各國的內政。劉曉波的這些論述,不僅中國讀者需要認真閱讀,亦應在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諸國中引起足夠重視。這也是我特別想對《劉曉波傳》日文版的讀者說的話:讀這本劉曉波的傳記,不單單是認識劉曉波這樣一位薩哈羅夫(註二)、哈維爾式(註三)的巨人,更可從中透視日本與中國之關係,瞭解獨裁的共產黨政權對日本及亞洲和平的嚴重威脅,進而思考日本可以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扮演何種角色。

劉曉波夫婦(右1.2)與余杰夫婦(左1.2),照片來源:余杰臉書

劉曉波對中國的反日狂潮說「不」
劉曉波是當代最嚴厲批判中國狂熱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因此被憤青和五毛群體歸入「賣國賊」的行列。他不畏非議和誹謗,指出民族主義固然能幫助共產黨政權獲得少許的統治合法性,卻不能解決中國的制度滯後、文明崩壞、環境惡化等迫在眉睫的難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民族主義是劉曉波所說的「單刃毒劍」,也是一吸食就上癮的高純度的海洛因。

七十年代末,剛剛啓動「改革開放」的中國,亟需西方的資金和技術,巧妙利用日本對昔日殖民戰爭的愧疚、願意幫助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心態,展開積極主動的對日外交,加之胡耀邦、趙紫陽的開明政策,中日邦交、中日友好遂成為主流。劉曉波敏銳地觀察到:「一九七九年,複出後的鄧小平,只訪問過兩個國家——美國和日本。訪美,是為了贏得最強大的西方國家對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中美建交、改革開放、對越戰爭和臺灣問題;訪日,是為了獲得復興經濟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管理。所以,鄧也延續了毛澤東的機會主義外交,以擱置中日之間的歷史恩怨和釣魚島之爭來換取日本對鄧氏改革的經濟支持。」(劉曉波《真由美的披肩髮飄飛在中國》)

由此,當年的中國出現了一股強勁的日本文化熱。經過文革的劫難,長期閉目塞聽的中國人是透過認識日本來認識世界的,日本可說是中國的一扇窗戶。劉曉波回憶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我這代人經歷了外來的影片、文學、音樂和繪畫的審美洗禮,最早接受的當然是日本影片。《追捕》、《生死戀》、《望鄉》、《金環蝕》、《人證》、《遠山的呼喚》、《幸福的黃手帕》等影片,《姿三四郎》、《鐵臂阿童木》、《血疑》、《排球女將》、《阿信》、《聰明的一休》等電視劇,都是當時的國人非常喜歡的影視作品。《追捕》主題曲〈杜丘之歌〉和《人證》主題歌《草帽》,也隨之風靡一時。著名導演黑澤明、溝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的影片,對八十年代中國先鋒導演很有影響。」(劉曉波《真由美的披肩髮飄飛在中國》)當然,這還只是日本文化廣泛影響當代中國的冰山一角。劉曉波生動地描繪了當時日本電影《追捕》帶給他的視覺、聽覺和精神的震撼:

直到現在,我依然清晰地記得《追捕》中一個畫面,高倉健飾演的鐵面男子漢杜丘騎在一匹駿馬上,真由美飾演的女主角坐在高倉健的身後,雙手抱著他的腰,頭貼在他結實寬大的脊背上。當駿馬的四蹄騰空、沖過一條河流時,他們的頭上是高遠而透明的藍天,腳下是湍急而清澈的波浪,駿馬的奔騰,在銀幕上畫出上下起伏的曲線,真由美的披肩長髮在起伏中隨風飄飛,美得令人迷離。影片的主題音樂,是那首沒有歌詞的〈杜丘之歌〉,在當時被國人唱遍大街小巷。(劉曉波《真由美的披肩髮飄飛在中國》)

而中日關係的逆轉始於六四屠殺。雖然日本是第一個放棄六四後對華實施經濟制裁的西方國家,日本商人率先湧入中國,填補美歐撤離後的市場真空(劉曉波因此對日本的對華功利主義外交政策有尖銳批評),但中國並不因此感激日本,反而在其內部統治出現危機之時,將日本作為轉移國內矛盾、凝聚民眾仇恨的「箭垛」或「公共污水溝」——英國反極權主義作家喬治·歐威爾在寓言小說《動物農莊》中寫到,動物農莊的統治者「拿破崙」通過塑造子虛烏有的「外敵」,讓被壓迫的民眾有了一個可以出氣的「公共污水溝」,從而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不過,這樣的結果,也是日本短視的外交政策的「自食其果」。

從江澤民統治後期一直到習近平時代,反日成為中共屢試不爽的「王牌」。劉曉波指出:「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在官方灌輸和縱容下的民族主義,開始由怨婦防衛型轉向憤青攻擊型,鼓動打殺復仇和武力統一的聲音日漸高漲,歇斯底里的極端者也不乏其人。而且,這樣的歇斯底里也不斷殃及國人。中國憤青們高舉『反日愛國』的道德大棒,對國人的愛國要脅愈來愈不可理喻。」(劉曉波《櫻花的中國劫難》)劉曉波列舉了一些著名的反日事件:政論家馬立誠提出「對日新思維」,遭到網上愛國者的口誅筆伐,還傳出馬先生在深圳遭到人身攻擊;姜文為拍《鬼子來了》而去過靖國神社,一經媒體爆光,也引來愛國者的質疑和漫駡;最倒楣當數女明星趙薇,毫不知情地穿日本軍旗裝,激起全國性的譴責和漫駡,甚至還被更極端者潑糞。劉曉波敢於挑戰庸衆,挺身與這些「千夫所指」的人物站在一起。

反日狂潮甚至波及武漢大學的櫻花。櫻花來自日本,賞花成了「國恥」,這是中國式的邏輯。劉曉波評論說:「極端民族主義者漫駡櫻花及其賞櫻的國人,已經可悲到弱智的程度;更可悲的是這類弱智的指控,居然還能引發出全國性的熱烈爭論,足見今日的中國民族主義已經走火入魔,而任何走火入魔都可能產生極具破壞性的後果。宗教基本教義派以神的名義要脅其信徒去充當人肉炸彈,民族狂熱也可以代替宗教狂熱而發展為『愛國教原教旨主義』,特別是當愛國教基本教義派以主流民意或國家利益的面貌出現時,對任何人都是一種無理卻強有力的要脅甚至敲詐。無論多麼傑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義的精神毒品,就會越陷越深地馴順於這種要脅和敲詐,自願出賣人的起碼良知和平等待人的最低公正,先在視野上變成惟我獨尊的井底之蛙,最後甚至變成狂熱的好戰分子。當年的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就是走火入魔的民族主義的產物。」(劉曉波《櫻花的中國劫難》)

另一方面,劉曉波也發現,中國的反日愛國主義其實是一場表演,受害者更多是本國民眾。當年的德國人是真的爲希特勒走上戰場,但今天的中國人不會爲共產黨而赴湯蹈火,中式的愛國主義表面上狂熱、骨子裡精明,如劉曉波所說:「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上,無論中國愛國者們多想超過和壓倒日本,一群只敢對自己的同胞發狠而不敢公開質疑獨裁政府的國人,其骨子裡的懦弱和精明,根本不配對其他國家說『不』;一個不敢學習日本民主轉型經驗而只敢引進日本『女體宴』的國家,縱然愛國愛得顛三倒四,也根本無法發展為真正的世界強國,更無法超過那些已經強大的憲政法治國。」(劉曉波《狂熱到精明的愛國主義》)用我觀察到的一個現象來描述就是:憤青們在反日遊行的時候,用磚頭砸別人日本品牌的汽車,卻對掛在自己胸前的索尼、佳能相機愛護備至。



重評昔日殖民主義,肯定如今日本民主成就
劉曉波批判日本二十年代末走向軍國主義的歧途以及日軍在戰爭期間的暴行,也謹慎而細緻地評估日本在亞洲近代化中的正面貢獻。殖民主義不可全盤否定,殖民主義有優劣之分,劉曉波推崇英國的優質殖民主義,八十年代末訪問香港時,拋出了爭議至今的「三百年殖民地」之說。而對日本的殖民主義,更需要作具體評估:日本在台灣和滿洲的殖民,相對仁慈,在制度和經濟層面都有貢獻;日本扶持的汪精衛政權的統治效率亦優於重慶的蔣介石政權。如果是一名普通民眾,一九四零年代初期,生活在台灣或滿洲,或汪精衛治理的東南地區,當然比生活在重慶的蔣介石政權和延安的毛澤東政權之下更加安全。

滿洲國發行之貨幣,來源:維基百科

劉曉波生長在東北,即原來的滿洲國地區,他對日本幫助治理的滿洲國的成就有切身體驗:「最初的大連市是日本人建起來的,著名的鞍鋼、小豐滿水電站、阜新煤礦和東北發達的鐵路網……在在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劉曉波誠實地指出:「我是長春人,知道長春變成著名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看重長春。日本人不僅把長春作為滿洲國首都『新京』來建設,關東軍司令部也設在長春。否則的話,長春決不會有今日的規模,大概也不會成為吉林省省會。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東北的鐵路交通領先于全國,長春的煤氣和暖氣等現代化生活設施也堪稱舉國之最。在北京人主要用無煙煤爐做飯取暖之時,長春人主要用煤氣暖氣。這也都是日本人留下的遺產。正如長春人所說:當年的小日本真把咱長春當自己家建了。正因為日本對東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設了諸多現代化設施,打下了全國首屈一指的工業基礎,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共政權才會把東北確定為重工業基地。如果日本人留下的櫻花是『國恥』,那日本人留下的現代化東北就更是『國恥』了。我這個享受過多年日本留下的煤氣暖氣的長春人,打從出生之日起,大概就涉嫌犯有『忘記國恥』的道德罪了。」(劉曉波《櫻花的中國劫難》)東北人比關內的中國人提前過上現代化生活,不能不說是日治時代的功勞。而共產黨統治東北七十年後,東北居然被榨乾精血而淪落爲「共和國的棄子」。

重估殖民主義,若用歷史學者劉仲敬的理論來闡釋,就是「西方秩序的輸入」。東亞是「秩序的窪地」,或者說,儒家不足以建構現代文明,就需要西方近代文明的輸入。日本順利完成「脫亞入歐」之後,以「英國的好學生」的身份維持亞洲秩序。劉仲敬指出:「滿洲國、興安四省和蒙古聯合邦給原住民保留的權利,明顯多於東北九省、察哈爾和綏遠行省。如果以自治爲標凖,日本的的泛亞主義不及大英帝國,但在取代大英帝國的革命勢力當中,仍然是最不壞的選擇。」(劉仲敬《遠東的線索》)然而,遺憾的是,由於近代條約體系的瓦解和蘇俄的破壞,日本轉而開啓一場用軍國主義方式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豪賭,讓自己大半個世紀的近代化積累,在一夕之間統統輸光。

戰後,日本在美軍監督下的「再現代化」跟歐洲的德國一樣成為典範。在近年來的中日外交中,日方最希望中國公開宣告的一點真相就是:正面肯定日本戰後的民主化成就。然而,中國一直對此保持令人尷尬的沉默——因為一旦肯定日本的道路,也就是承認中國自身尚未實現民主化。

中國政府不願說的話,劉曉波百無禁忌地說出來——他就是那個以說真話爲己任的孩子。在評論福岡地方法院判決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違憲這一事件時,劉曉波指出:「日本地方法院可以向本國首相挑戰,小泉非但奈何不得,還要做出讓步,確實顯示了日本作為憲政法治國的成熟。」(劉曉波《日人挑戰首相,國人圍毆女子》)對照中國,則是截然相反的情形:「法院非但從來不敢挑戰政治權力,反而一向受制於政治權力,即便在最理直氣壯的愛國問題上也不例外。」由此,他感嘆說:「中國的愛國者,既夠不著日本,又不敢惹自己的政府,所以,他們就只能來點下作而變態的宣洩,把對日仇恨傾注到自己的同胞身上。」(劉曉波《日人挑戰首相,國人圍毆女子》)中日兩國在文明和制度層面的差異何其大!



寄望日本由「利益外交」轉向「價值外交」
在討論中日關係的文章中,劉曉波提出明確的建議,希望日本政府由「利益外交」轉向「價值外交」。

中日關係的重要性,對中日兩國、對亞洲乃至對全球而言都舉足輕重。曾任日本駐華大使的宮本雄二在《日本該如何與中國打交道》一書中指出:「身為中國的鄰國,不論你喜歡它,還是討厭它,都必須要高明地和它往來互動,這是日本的宿命。對中國諂媚顯然是行不通的,而謹守日本的立場與原則,藉政治和外交的力量,妥善處理與鄰國的關係則是極有可能的。」

那麽,日本該如何與中國打交道呢?宮本雄二的看法是:「日本的社會,有必要改善、強化為一個更以人為本位的、更宜居的社會。從社會中所散發出來的魅力,將成為吸引中國的「軟實力」。這不單是政府的課題,也是國民的課題。因為在自己居住的街區裡,大家只有彼此合作,共同出力,才會產生良好的結果。同時,也應該合理化產業結構,推展改革,徹底將日本經濟的成長潛力引導出來。」

日本知華派外交官宮本雄二,來源:日本記者俱樂部

作為高級外交官,宮本雄二的論述含蓄內斂,對於究竟什麽是「軟實力」語焉不詳。軟實力不就是民主、法治、自由、人權、憲政等「普世價值」嗎?作為民間人士的劉曉波,則可以沒有任何顧忌地直抒胸臆,宮本雄二「猶抱琵琶半遮面」之處,正是劉曉波「飛流直下三千尺」之所在:劉曉波認為,日本人應當拋棄「畸形的民族優越感」,在幫助推動中國民主化方面積極表現。清末,日本成為海外中國異見人士最大的聚居地,以康梁為首的改良派和以孫黃為首的革命派在東京打得一塌糊塗,日本朝野不以為意,兩邊都幫。那個日本心懷亞洲的「黃金時代」還會重現嗎?

今天的日本政治家,多是經濟官僚,少有政治強人。對華外交也是如此,日方謹小慎微而不越雷池半步。對此,劉曉波直言不諱地指出:「在經濟上,日本是世界第二強國,自然在亞洲經濟的發展上負有重大責任。更重要是,在政治上,日本也是亞洲最成熟的民主大國,理應在亞洲的社會轉型中成為政治民主化的最大推手。而日本的表現卻與其民主大國的身份不相匹配,甚至非常令人失望。」(劉曉波《真由美的披肩髮飄飛在中國》)日本回避中國是獨裁國家的本質,反過來對日本自身的國家安全造成重大危害。比如,北韓問題的根源,不在北韓,而在中國。如果日本只是對北韓軟硬兼施,根本無法解決問題,如劉曉波所說:「日本現在所擔心的最大威脅是獨裁中國和極權北韓,全世界也都知道,沒有中共政權對金家暴政的支持,北韓政權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倡狂。如果中國變成民主國家,北韓也就失去最大的『盟友』,就將在亞洲、在國際上變成孤家寡人,真的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即便沒有馬上垮臺,其對地區安全的威脅也將大大降低。」(劉曉波《真由美的披肩髮飄飛在中國》)然而,哪個日本政治家有此遠見?日本朝野眼中,只有經濟中國這一「單向度」,而缺乏政治中國的面向。

十多年前,政論家馬立誠提出中國對日外交需要「新思維」,其實,日本的對華外交也需要「新思維」。劉曉波給出的具體建議是:「已經給予中國的經濟崛起以巨大幫助的日本,要消除中國威脅的最佳辦法,不是繼續維持『政冷經熱』的跛足外交,也不是強化國內的民族主義勢力,而是從現在開始改變其傳統的跛足外交,除了深刻反省歷史和真誠道歉之外,也要為亞洲的民主化承擔相應的責任。……日本若能與美國與亞洲的其它民主國家一起,高舉自由、人權、民主的普世旗幟,致力於在外交上推動中國的人權改善和政治民主,既是在幫助中國人民,也是在幫助日本自己。甚至可以說,中國變成民主國家之日,就是一個自由、和平、共榮的新亞洲的誕生之時。」(劉曉波《真由美的披肩髮飄飛在中國》)日本幫助中國加快民主化步伐,民主化之後的中國必然是日本的親密盟邦,中日就可以聯手建構新亞洲。那様的「新亞洲」,必將比今天的歐盟更加穩定和團結。

劉曉波曾用詩人的方式描述中日之未來:「我懷戀曾經飄飛在中國的真由美的披肩長髮,因為,沒有仇恨、沒有詛咒、沒有打砸,而只有兩情相許的愛之美。」(劉曉波《真由美的披肩髮飄飛在中國》)這樣的「兩情相許之美」,未來能否在中日之間如花朵般綻放?讓我們跟劉曉波一起流淚撒種、再歡呼收割。




註一:斯拉夫民族向歐洲學習三百年,政治卻保有東方專制特質,至今仍為獨裁國家。
註二:Andrei Sakharov,俄國原子物理學家,擁護俄羅斯公民自由,於1975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註三:Václav Havel,捷克作家,曾參與布拉格之春與天鵝絨革命,1993年至2003年間連任兩屆捷克總統。

圖片來源自
Nancy Pelos

作者

余杰(異議作家,現為無國籍人士,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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