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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專欄】可以爲了討好中國而犧牲台灣嗎?

余杰專欄
2018-01-29 | 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resident_and_Mrs._Trump_visit_to_China,_2017.jpg

前篇:【評論】川普國師如何預見《美、中開戰的起點》
 
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宣稱,兩岸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習近平口中的「偉大復興」時間點是二零四九年,也是中共建政一百週年。有專家表示,中共統一已定出「最後大限(Deadline)」,兩岸只剩三十年時間博弈。

美國前駐中國大使芮孝儉(Stapleton Roy)認為,雖然習近平沒有明確提出統一時間表,但習近平曾引用鄧小平的話表示,台灣問題「不能留給下一代」解決,意思十分明確,外界必須把這個期限「放在心上」。
 
台灣政府和民眾不可低估中共侵犯台灣的野心,美國更不能對此掉以輕心。納瓦羅指出,至少有兩個重大理由,讓北京政府相信,重新掌控台灣這個「叛亂省份」是絕對必要的,一個是地緣政治因素,另一個則是意識形態。
 
地緣政治的理由也就是房地產的絕對原則:地點。一個始終不變的事實是,台灣位於第一島鏈的中點。中國少將彭光謙和姚有志在談到地理戰略的意義時說到:「台灣如果疏遠中國大陸,中國將永遠被鎖定在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西邊。」在此情況下,「中國將會失去復甦的重要戰略空間」。
 
在意識形態方面,北京政府對此一事實頗為尷尬:一個小小的叛亂省份居然可以擁有幾乎完美的民主體系。納瓦羅指出:國民政府的元首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黨員在一九四九年抵達台灣時,並未實施民主。相反的,蔣介石自己也採取專制統治,與中國的毛澤東一樣殘暴且嚴酷。不過,台灣不凡的地方是,一九九六年進行總統直選之後,擁有充滿活力且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

在台灣,開放的辯論和思想交流造成激盪,投票率極高,和平的政權轉移實際體現了政治層面的自由,促進國家經濟的成長與開放。台灣的民主讓北京政府的專制主義者深深恐懼,因為這向中國人民和世界上其他人證明了,北京最常重申的主張是全然的謊言——基於本身的文化和性格,中國人民需要強大的專制政府來擴展經濟,讓儒家社會得以適當運轉。所以,台灣的民主成就讓中國如芒在背,恨不得除之而後快。
 
那麽,美國可以爲了討好中國而放棄台灣嗎?這是一筆很好的生意嗎?斷乎不可。對中國的強硬要求從來不敢説不的歐巴馬政府,一度有過「棄台論」,對其口口聲聲的「亞洲再平衡戰略」是一大嘲諷。而川普上臺後,迅速扭轉了這一危險的趨勢,多次嚴正聲明美國對亞洲盟友的安全承諾。

納瓦羅在本書中指出,放棄保障台灣的安全、任由中共佔領台灣,不僅將嚴重傷害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引發美國主導的亞太安全體系全面崩潰,而且也違背美國的價值觀、摧毀美國的全球威望。如果坐視一個極權政權對一個民主政權發動一場壓倒性的戰爭,對美國而言,如同遭遇一場新的珍珠港事件。
 
在川普內閣中,包括納瓦羅在內的親台派人士數量之多,是雷根時代以來的最高峰。台灣政府需要抓住此契機,積極發展臺美關係,並通過在西方民主世界扮演相當的角色,贏得西方大國的同情。自助者天必助之,台灣需要顯示捍衛國家獨立的意志力,才能得到以美國為首的盟友的全力支持。

 


站在川普背後的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關鍵在於美國有沒有對抗中國的決心和勇氣
 
在本書的最後部分,納瓦羅精闢地指出:「敵人,就是我們自己。」他毫不留情地批判那些看不到中國威脅的游說人士,「公開破壞白宮或國會的努力」。他尤其點名批評那些「難纏的美國環境和人權份子」,「他們傾向以負面眼光檢視五角大廈,並強烈反對增加國防預算。諷刺的是,這些社運份子最後反而幫了專制政府,不只危及國家安全,也幫助了無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的汙染源和侵犯人權的政府」。
 
美國的某些主流媒體就在充當這種「第五縱隊」角色。它們通常是傳統意義上的左派,對本國政府尤其是川普政府充滿惡意,對共產黨中國卻充滿善意的想像——當然,背後還有隱秘的利益攸關性。比如,《紐約時報》的母公司在中國有龐大的生意。近日,《紐約時報》發表名為《川普是如何為中國送上大禮包》的評論文章,居然引用在中國民間早已聲名狼藉的、法西斯主義色彩強烈的軍方研究人員金一南的觀點,説川普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乃是「給中國送了一個大禮包」。

在金一南的觀點的基礎上,《紐約時報》評論説:「在念叨「美國優先」時,川普實際上是在嚴重損害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能從這種損害中受益,而中國是美國最重要的戰略挑戰者。中國領導人也很清楚他們收到的這份禮物。」

人們能夠想像,在三十年代末,一家美國的旗艦媒體,堂而皇之地引用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觀點,來攻擊自己的民選總統羅斯福嗎?如此惡劣的做法,今天施施然地發生了。《紐約時報》已然淪落到跟中國的《環球時報》和台灣的《中國時報》併列的三大垃圾媒體的地步。
 
中國對西方的威脅,超過了冷戰高峰期的蘇俄。普林斯頓大學范亞倫教授在比較蘇聯和中國崛起時指出:「中國是與蘇聯相當不同的軍事對手。蘇聯是基於意識形態而脫離國際貿易體系,並與全球科技體系嚴重脫節,試圖自給自足。中國人追求的是相反的策略,他們投入世界經濟體系,盡可能進入科技和科學體系,這是比較聰明的做法,讓他們能夠快速進步。」中國對美國的滲透和毒害,遠遠超過蘇俄。

冷戰時代,好萊塢有可能邀請蘇俄宣傳部到洛杉磯參與影片的審查嗎?那時候,蘇俄不是美國電影的海外市場所在,美國政府和公眾對其敵人的身份也有清晰的認識。在今天,好萊塢卻毫不羞恥地邀請中共宣傳部官員來片場預先審查新電影的每一個畫面和每一句臺詞——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本土的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通過中國宣傳部的審查在中國上映,符合投資人的利益。

對此,納瓦羅痛心疾首地指出:「在中國貿易投入的資金,造成經濟厲害關係上的分裂;又因為遊說團體寧願內訌也不願為了共同目標合作;另外,中國專制政府有能力在中國境外,操縱媒體描述中國的方式,而且,西方記者和大學都開始執行自我審查。」
 
過去一個世紀裡,美國已有過前車之鑑。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學者奧斯林指出:「我們在整個一九三零年代看到了跡象,我們任由許多國家為所欲為,置之不理。我們忽略了希特勒,忽略了墨索里尼,也忽略了日本。然後珍珠港突然爆發。在九一一事件前,我們在十幾年來看到不少警告,有柯爾號攻擊事件、非洲大使館被放炸彈,我們在全世界都遭到炸彈攻擊,但是我們沒認真對待。接下來,世界又會遇到什麽變化?我們不知道,但我們也不想認真思考或強硬起來。我們已經累了,我們只想專注在輕鬆的事情上面,不想致力於維護穩定局勢的全球軍事佈局。但我們每次採取這種態度時,總是會受到教訓。」

 

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員麥克・奧斯林。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如果不認真學習歷史,就會再次接受血的教訓。一九三零年代,美國駐德國大使、歷史學者多德在上任之初,期盼將美式民主自由帶到德國,卻赫然發現那裡是一處「野獸花園」。當時,綏靖主義瀰漫於西方民主國家,多德的親身觀察和逆耳忠言無人關注。

多德拒絕作為嘉賓參加納粹黨代會,由此受到德國輿論和美國國務院同僚的一致批評。親納粹的美國駐法國大使攻擊説:「我們需要的是至少能禮貌對待納粹的人。」國務院官員居然「將心比心」地勸導他説:「你既然曾在商會對德國聽眾嚴斥獨裁政體,為何受不了聽德國人猛批我們的政體?」

今天,納瓦羅在美國面對的也是相似的批評,他不低頭、不放棄,以筆爲刀槍,奮起應戰。中共徹頭徹尾就是一個惡魔,「所懷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惡魔惟一的去處就是地獄,如同納粹德國必須被摧毀。送惡魔到地獄去,是這個時代熱愛自由的人們不可推卸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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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余杰

異議作家,現為無國籍人士,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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