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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政府】集權下迷失?習近平主政下中國政治改革困境與替代性選擇

柳金財專欄
2020-02-25 | 習近平主政下一再限縮公民輿論自由權是不爭的事實(資料照)

文/柳金財

2020年伊始,中國爆發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 (COVID-19)疫情持續擴散,不僅擴散至全國,也傳播全球諸多國家,其疫情嚴重性已超過2003年SARS。這挑戰集權體制下國家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不足困境,更彰顯地方治理欠缺自主性及回應性。值得關注的是,新冠肺炎肆虐期間,呈現出中國社會精英及維權者對其黨國制度運作及新聞媒體獨立自主之反思,以為集權體制或極權政體為此波疫情失控釀成公共危機的制度性根源。然也有論者以為,中國治理體系展現優越執政能力,具有專業性與充滿效率、資訊透明化,已有效管控疫情。對於中國集權體制與疫情失控公共危機升高,存在是否具有高度關聯性之爭論,兩種截然對立觀點仁智互見。

然無庸置疑的,中國黨政權力具有高度集中化特徵,最後歸之於習近平一身似乎沒有反論;習近平主政下中國固然逐漸邁向社會主義強國及全民進入小康社會,但習主政下卻一再限縮公民輿論自由權則是不爭事實。2019年以來中國政治最重要的話語現象,為具40年歷史的「政治體制改革」語詞已被停用。「中共政改」由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啟動,該語詞在1986、1987、1988三年《人民日報》的語溫達到「熱」級,成為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主題。之後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而趨冷,在「穩定壓倒一切」前提下,黨國體制對公民社會任何有關政治改革及民主化訴求採取壓制立場。


一、習近平以機構改革及治理能力現代化,替代政治改革

首先,習近平推動治理現代化及機構改革,取代政治體制改革。自十八大習近平掌政後「政治體制改革」語詞詞頻運用速降,直至從體制改革話語體系中被正式剔除。適逢「六四」三十週年,2019年可謂是中國國家風險年必須防範「逢九必亂」歷史循環,既要防範「灰犀牛」、「黑天鵝」事件,更要防範「顏色革命」。顯見中國政府勢必增強國家專制性能力,同時也要促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前者在於防範重大國家安全、社會穩定風險,後者則是加速回應公眾對公共政策需求。2019年所召開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國家治理及治理能力現代化」變革,2018年召開十九屆三中全會倡議黨與國家機構改革,無論是治理現代化及機構改革皆在於取代「政治體制改革」,從而迴避權力分立與制衡、西方三權分立、政黨政治、司法獨立及新聞媒體自由等民主化訴求。

其次,強調黨的全面且集中領導,背離「黨政分工」原初構想。從2019年《人民日報》中主要語詞之語溫,可以分析習近平主政時代熱語,「沸」級為一帶一路、改革開放;「燙」級為以習近平為核心、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國夢、十九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供給側、深化改革、四個自信、兩個維護、綠色發展、四個意識、黨的領導、兩個一百年、放管服、頂層設計、治國理政、從嚴治黨、社會治理、全面深化改革。 「冷」級語詞,則包括政治體制改革、黨內民主、政治文明、和諧社會、依憲執政、依憲治國、憲法權威、司法公正、司法監督、三嚴三實、四大考驗、政治建軍、人民民主專政、紅船精神、敵對勢力、四項基本原則、權力清單/責任清單。

 


習近平主政時代熱語強調黨的集中。圖片來源:資料照

從上述「冷」級語詞表述出現頻率逐漸減少,如「依憲治國」、「司法公正」使用;甚至未再被使用,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這恰恰顯示習近平主政時期,極端的強調「黨的領導」、「從嚴治黨」,卻忽視「政治體制改革」、司法獨立及憲政制度擘劃,甚至連「黨內民主」概念也被忽視。

二、世界自由度、全球新聞自由指數評比呈下降趨勢,黨國體制控制公民社會及輿論自主性漸強

復次,集權體制下中國社會自主性力量的嬴弱發展。中國政府欠缺政治體制改革及民主化轉型動力,反而更壓制社會自主性力量成長與抗爭、箝制新聞自由化,可從數項國際指標評比探析得知。2019年2月4日國際人權監察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佈2019世界自由度調查報告,台灣獲93分並列26位,被評比為「自由」的國家;而中共僅拿到11分,被評為「不自由」國家。報告批判超過百萬的維吾爾人、哈薩克族人和回族人被迫進入殘酷的再教育營;針對海外異見人士,利用騷擾、引渡要求、綁架甚至謀殺等手段,將全球變成間諜和刺客的狩獵場;輿論監督機構將其觀點強加給本國公民和海外華人華僑。 這顯示中共「專制政權」其社會主義民主也面臨民主退潮及政治衰退,其公民的政治權利自由度呈下降趨勢。

再者,加強新聞監控降低媒體輿論自主性。2019年4月18日「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公佈 2019 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指出中國排名第 177,因監控媒體加劇退至全球倒數第4;且全世界越來越多反民主政權的國家,正模仿中國政府對國內媒體進行新聞監控;全球民主自由社會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獨裁威權強烈挑戰。尤其直指習近平於2018 年3月透過修憲,使其自身順理成章可以成為「萬年國家主席」,成為掌握黨權、軍權及政權「三位一體」最具權力的最高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掌政下黨國權力高度集中,更甚於江澤民、胡錦濤主政時期,不僅更加強國內輿論管控,限縮媒體的編採獨立性和自主性;同時,也試圖干擾或監控監管外國媒體,建立一套受其管控的「世界媒體新秩序」。 2019年12月11日 「保護記者委員會」(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更宣稱中國是2019年全球監禁新聞工作者人數最多的國家,由於加強政治控制和媒體嚴管,被關押記者人數穩步上升,2018年47名、2019年48名。

 

「保護記者委員會」(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遊行畫面。圖片來源:資料照

從維穩角度管控媒體在各種維權抗爭及公共事件危機報導來看,管控事件發生在網絡傳播所謂「假消息」、「假新聞」,致使其資訊透明化相對不足,甚至羈押或軟禁維權社會精英包括律師、媒體記者、公民記者。2020年初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擴散,係源自地方政府隱瞞、緩報、延報,顯示信息欠缺透明化。而當媒體記者要求地方黨政領導下台問責卻被要求道歉;李文亮醫生爆發真相卻被公安問訊簽署「訓誡書」;數十位學者、社會精英呼籲設定國家言論自由日。這顯示中國在媒體新聞自由方面的輿論第四權改革,仍是任重而道遠。

三、黨國體制強化國家監控與治理能力,欠缺具民主意涵之政治改革動能

最後,強化國家監察能力與治理能力。確實中國強化其國家監察能力及治理效能,例如2020年1月國際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發佈「全球清廉指數」(簡稱CPI),在2019年清廉指數排名中評估的168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得分41分,低於全球平均分數,世界排名為第80名,顯示仍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對比中國在2018年CPI排名列第87,進步7名。 5月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佈2019《世界競爭力報告》,在63個受評比國家中,中國為第14名,評比有4大類項目,包括「經濟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能」及「基礎建設」。 10月世界經濟論壇(WEF)發佈《2019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在2019年全球競爭力指數中,中国排名28位居金磚國家之首。 這顯示中國在2019年內致力推動反腐敗運動成效及國家競爭力提升,略有進步往前。

從上述諸項國際指標對比來看,習近平主政下中國政治發展正處在民主自由、人權保障、新聞自由相對低,但國家監管、治理能力相對高狀態。從2018年中共十九大三中全會強調黨與國家機構改革,到2019年十九大四中全會所倡議黨與國家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改革,其實皆無觸及政治體制改革核心。中國所進行體制及機構改革及治理能力提升,充其量是為求強化黨的領導及執政能力。機構改革、國家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停留在行政改革層次,而非是觸及具有民主意涵之政治改革。 這樣行政體制及機構改革並非涉及「黨政分開」、「黨政分離」、「黨政分工」,並非嚴格意義下政治體制改革及具民主化轉型之政治意涵。

無疑的,從習近平強調加強黨的領導、從嚴治黨、強化黨政治領導小組決策主導作用、強化黨中央機構權力、弱化國務院政務決策角色及權力,這是「習核心」走向權力高度集中顛峰之策。習近平固然加強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完善國家監察體制,但更是強調「黨政合一」、「黨領導政府」,這反應出「中國模式」治理變革並不具備西方三權分立、權力分立與制衡、政黨政治、司法獨立之民主意涵,而是鞏固中國黨國體制長期執政之替代性改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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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來源:資料照

作者

柳金財

畢業於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現任職於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並兼任學生事務長一職。在研究領域方面,主要為政治學、國際關係;跨及中國研究與兩岸關係領域。目前研究焦點主要集中於中國民營企業家政治參與、政商關係、土地財政與地方治理、基層選舉與治理,及全球化與兩岸政經關係、民進黨台獨論述與兩岸政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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