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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王炳忠案的政治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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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0 | 12/20新黨召開記者會說明王炳忠等人被搜索的事件

12月19日清晨,調查局依據國家安全法第二之一條與第五之一條,前往新黨發言人王炳忠住處,經一番僵持後,帶回調查局與地檢署訊問,並於隔日清晨無保請回。除王炳忠外,尚有侯漢廷、林明正等新黨幹部,一時間各種詮釋如百花齊放,然大多聚焦在法律程序是否完備,以及是否有侵害人權之嫌。本文不擬聚焦於前述二者,而是討論本案所引發的政治效應。

為釐清政治方面的論述,有必要以最低限度為本案的法律過程做一定調。在本文寫作的20日上午,大抵可以確定檢調單位認為王侯等人,涉入前一陣子中國籍男子周泓旭發展共諜組織案,才有此搜索行動。過程中檢調單位不僅有提出搜索票等程序必須物品,辯護律師亦有參與,就法制層面尚無瑕疵可言(反倒是讓王炳忠開直播可能會有問題),這也得以解釋法律界到目前為止,並無太大反彈的原因。

回歸到政治面來看,國家安全與共諜組織,是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政府用以扼殺民主運動、鎮壓反抗勢力最好用的工具與理由。諸多冤、假、錯案,在缺乏正當法律程序與外部監督的制衡下,於焉而生。然而,有一項必須直面的事實是,貨真價實的共諜滲透,難道就不存在嗎?無論是國民黨遷台前後的段伯宇、吳石,或民主化之後的羅賢哲、王宗武,均可證明中國對台滲透一直都在。

既然如此,我們必須面對的政治問題,就是對於這類國家安全案件的「下意識定調」。白色恐怖年代,這類案件由於瑕疵與挾怨報復太多,長久下來成為國民黨迫害的正字標記,而在當時脈絡,透過民主假期的有限選舉,被害人或其親屬搖身一變而為候選人,就是民意發洩與反撲的最有力管道。「國安事件-政治迫害-選舉討公道」,成為台灣社會在威權時代的標準反應程序,甚至延續到民主化之後的今日。所以相關人之一的侯漢廷在訊後宣布參選,其實也是承襲了台灣民主化運動的慣習。

然而,王炳忠事件真的能激起這樣的政治效應嗎?恐怕最多只是凝聚了急統民眾的士氣,接著造成國民黨的另一次內傷,原因如下。

首先,起源自國民黨中「新國民黨連線」的新黨,立場一貫是支持大中國主義、兩岸統一,多次配合中國共產黨對台政策宣傳。現任黨主席郁慕明還曾被爆料,在中國的長壽菸代理權是靠特權取得。這樣的事蹟,看在比較激進地捍衛中華民國主權、或台灣獨立支持者眼裡,這不是共諜,什麼才是共諜?所以案發之後,社會輿論「被抓到不意外」的反應佔多數,還真的不意外。

再者,中國國台辦在第一時間的聲援,更加坐實了台灣社會對新黨的既定印象。此舉對於當前泛藍共主國民黨而言,被迫陷入兩難陷阱。

如果吳敦義等人聲援的激烈了,那就是中國、國民黨、新黨共抗民進黨,以本土化路線為主的吳敦義主席,絕對不樂見這一項會演變成統獨對立、進而影響明年地方選舉的態勢,屆時民進黨執政的缺失必然會被選民置於投票的第二考量順位,國民黨期盼已久的鐘擺效應將弱化大半。

倘若聲援的弱了,新黨跟急統群眾勢必會瓜分掉這一塊的票源,洪秀柱路線聲勢又會再起。這也是為什麼,國民黨第一時間的定調是「質疑程序、有綠色威權疑慮、呼籲公布案情」三大原則。

所以,儘管涉案人之一的侯漢廷已經宣布參選市議員,但恐怕很難將複製前述提到的「標準參選程序」。最大的關鍵,即在於本案無法激起社會對於迫害的集體回憶,也無法從程序上證明綠色恐怖的存在。以侯漢廷為例,該選區已有同為新黨的陳彥伯,意味著只想先搶下同溫層勢力較強的地盤,但隨著時日一久,以及本案的調性,新黨同室操戈下兩敗俱傷的結局,恐怕是比較可能出現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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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擷取自:新黨

作者

陳子瑜

涉足過歷史與政治兩種科系,擺盪在真相與包裝的虛實間;在法國巴黎跟非洲查德生活過,看見國際的兩種極端。 政治工作有主管也有助理經驗,對身處雲端的論述沒什麼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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