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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回顧二二八:台灣民主的下一步?一個第三勢力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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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28 | 中華民國政府每年會在二二八和平紀念碑前紀念與道歉。

在台灣二二八71週年前夕,中國傳出修憲消息;媒體間紛紛揣測:習進平要恢復帝制。面對中國崛起的龐大壓力,讓遊走兩岸的人民,有很多觀察與反思「專權」和「民主」的差異。作為一個有數年兩岸交流經驗、目前投身台灣小黨的政治工作者,在此提出幾個分析觀點:

●「形式民主」的困境

二二八是台灣極大的族群衝突事件。回顧當初:遷徙至台灣的國民政府與台灣當地的住民們,因著一起查緝私煙的衝突、引發民眾長期對統治者的不滿,乃至於引發全台各地的流血事件與清鄉行動,包括後續長達38年的白色恐怖戒嚴時期,一整代台灣的菁英份子都被迫對公共事務噤聲。


二二八事件爆發地點(天馬茶房),如今已拆除。圖片來源:YTHsiao

面對黨國威權,當時的黨外運動,不但醞釀出台灣後來的選舉制度,也催生了台灣當前的執政黨:民主進步黨。然而,當黨國體制逐步瓦解的時候,台灣的社會有因此變得更好嗎?解嚴三十餘年,對立內耗或民主深化、究竟對台灣的發展,哪個影響大?藉由中國的對照,正是反思台灣「民主」的意義時刻。

「民主」是普世價值的原因,是因為當代的我們、每個人都無法逃脫公共治理,因此也應有公平的機會,參與在相關的討論決策當中。然而,當公共事務愈趨複雜專業的同時,權力的賦與也就相形重要;選舉就是這麼回事:到底誰、憑什麼,可以決定公共的資源分配?

權力的分配,也是一種風險的分配。因為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中,所以當權力過度集中時,「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是英國阿克頓爵士(John Dalberg Acton)早在1887年時,就提醒過我們的事情。當我們看到中國的建設:北京奧運、上海世博... 好多建設平地高樓起、電子支付越來越便利,那些便捷的背後,又是多少代價?

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在小說《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中,描寫了老大哥的形象:無所不入的監管與統治。因此在當代,也有人提出「數位列寧主義」的觀察:當大數據和人工智慧變成統治監控工具時,北京政權讓人民「自由的像是關在籠子裡的老鼠」。而話說回來,中國也有選舉活動,但套一句他們的黑色幽默:「台灣總要投完票後才知道誰當選、咱強國的厲害,是在投票前就知道結果了!」直接道出中國「形式民主」的困境。

名著《一九八四》作者
喬治歐威爾,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徒有「選舉制度」,卻沒能做有效的民主對話,這種「形式民主」的困境,雖然程度不同,但台灣也是同樣在發生著。檢視「二二八事件」,除了是掌權者跟被統治者的衝突以外,也能類比到當前的代議制度下,候選人跟選民的關係;包括後來一波波的民主浪潮,包含野百合學運、野草莓運動、太陽花佔領國會事件... 等,都是在重新形塑此二者的關聯。

終於,那些學運世代的人,也一一成為當權者了:諸如,臺中市市長林佳龍、桃園市市長鄭文燦、立法委員鍾佳濱... 等。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看似較中國前進許多,但是仍須檢視的是:被統治的人民、跟有統治權的執政者,究竟有什麼平衡的賦權機制?兩相對話跟協商的機會有多少?說到底,受統治的人民,畢竟是要納稅、來供養這些國家機器的運作者;而我們如何想像這些集體秩序、制度法規的制定者,跟我們日常生活的關係?台灣,有因為一次次的選舉,而變得更民主深化、我們的生活有因此變得更好嗎?

●「第三勢力」的積極意義

台灣的選舉活動,已經是個勞民傷財的社會全民動員事件。理想上,藉由選舉過程、來開啟政策對話的空間,是個讓直接民主,有機會得以周全代議政治的不足;然而,在台灣,民眾普遍對「選舉」的印象是:「反正選來選去都一樣啦」、「在一堆爛蘋果中、挑一個比較不爛的」。

台中市長林佳龍(左一),與桃園市長鄭文燦(右一)均是學運世代出身。圖片來源:總統府

台灣「形式民主」的困境,在在反應於歷來的選舉過程中;「棄保效應」讓代議政治淪為「比爛」的過程、讓許多政客有恃無恐:只要不比對手差勁、就能高枕無憂。讓人不禁反思:黑函攻擊、口水戰、過度激情的造勢活動跟毫無節制的看板文宣、叫囂的宣傳車及滿街的插旗... 這些高額的金錢花費以及高投票率,真的對台灣的社會進步有幫助嗎?空泛的口號跟形象宣傳,其實對民主社會的深化助益有限;這是何以三度政黨輪替過後,還是有這麼多社運倡議運動,不滿著代議政治內耗對立帶來的政治空轉、甚至倒退修法。

於是「社運參政」就成為一個趨勢:公民團體不只是想要在街頭進行倡議、還想要進一步在體制中發揮影響力。回想當初二二八事件到後來的黨外運動,不也是一個「社運參政」的過程?然而,「社運參政」也面臨一個重要的挑戰:選民誠然對許多議題都有立場,但是在選舉活動中,也是各項議題的競逐場域。公共倡議百百種,只有單一的議題論述,很難在選舉過程中突圍;而「政黨」有別於「公民團體」的組織運作,也是需要克服的挑戰。

社運參政的困境在於無法以單一議題突圍選舉。上圖為社民黨、綠黨、基進黨於台北市參與反勞基法修法活動。來源:六都春秋編輯室

這樣的挑戰,不難在台灣綠黨的發展中看見:成立二十餘年,即便有清晰的路線跟核心價值,但時至今日,也才只有一席地方議員的席次。「第三勢力」的積極意義,是期待在既有的兩大政黨(及其側翼)之外,有更豐富多元的對話空間;而選舉活動,作為執政者獲得「統治正當性」的過程,卻因為這樣勞民傷財的金錢動員,讓原本在第三勢力紮根的公民團體或相關夥伴,最終只能「被收割」。曾任綠黨召集人的余宛如、陳曼麗等,或是關注土地正義議題的蔡培慧,目前都是民進黨現任的不分區立委。

「被收割」在政治現實之下,是不是一種必要的妥協退讓,這是可以公評的。無論是選舉操盤的算計、或是個人政治生涯的考量,也許最終都要回歸「代議民主」能否回歸提升公共治理的本質來檢視,才能有比較公允的論定。但這個政治現實,也是其來有自:

回顧二二八事件開始,引發的是當時本省人跟外省人的衝突,但是演變至今,也衍生成統獨的議題。統獨等國族認同議題,的確很重要,但也是壓縮了其他議題的討論空間,這就是前段所謂的「政治現實」、也是台灣「政黨政治」的困境,不然就不會有「選來選去都一樣」的批評了。

許多民主化已久的國家,政黨政治是有著清晰的價值理念、左右路線的辯論,讓選民藉由選舉、得以有機會共同勾勒社會願景;但在台灣卻成為「仇恨動員」的一環,這點從「棄保效應」便可見一斑。

在過往協助綠黨的競選活動中,曾有選民直言:綠黨理念雖好,可是當選機會不高,「投了怕浪費」,所以在強烈希望特定政黨邊緣化的目標之前,只好支持該政黨的主要競爭對手。簡言之,支持A黨,並非因為這個黨夠好,而是因為對手太糟;這種邏輯看似直觀,卻是助長了「比爛」的文化,實為當前「政黨政治」擺爛怠惰的主因。所以「選來選去都一樣」的感慨,其實是政黨跟選民共同造就而成的。

曾有選民質疑投綠黨怕浪費,但作者認為比爛文化對政治更糟糕。上圖為綠黨全國競選團隊,均低於40歲,來源:台灣綠黨

更有甚者,組織動員是為了邊緣化特定政黨為核心,而非從特定的核心價值路線來進行議題論辯,這種利用仇恨情緒的動員,只怕會讓選舉活動,變成強化對立、助長民粹現象而已。這對台灣的民主深化,不是件好事。此間種種,不只是大黨的課題,也是小黨的挑戰,而台灣有很多小黨,卻不見得都是「第三勢力」。

●結論:選舉有輸贏、但不要輸掉台灣的未來

二二八事件爆發已七十餘年、解嚴也三十餘載了。好不容易爭取到的選舉制度、要追求民主的普世價值,究竟台灣的政黨政治能不能扮演好這個角色?特別是在中國即將「帝制復辟」的時刻,檢視這些宣稱「第三勢力」的政黨組織,是台灣社會在面對今年年底地方選舉的關鍵。

如前所述,兩大政黨(及其側翼),因著近代台灣的政治背景,共構了目前的選制結構。但是制度的存在,並不該單向侷限住台灣的社會發展,因此如何突圍翻轉這些制度性的桎梏,資源稀少的「第三勢力」,卻有機會成為兩方平衡的「關鍵少數」、進而扮演帶動良性競爭的契機。每個組織,都是從小開始慢慢茁壯長大,雖然「第三勢力」無法是台灣政壇即刻翻轉的萬靈丹,但至少是從「對立」到「對話」的開始。

所以,如何從眾多「小黨」中指認出適格的「第三勢力」?從政黨組織的人事佈局、跟組織內部的決策機制,都是可以檢視的方向。

在佈局策略上,若是跟大黨「協調」而來,雖然會有較高的勝選機會,但是越容易得到的職權官位,都會是日後上任後的包袱。前述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徵召收編」,並非個案特例;以2017年相當爭議的「前瞻條例」來說,時代力量雖然在審議期間,表現出大力批評的姿態,但是卻在最終投票的時候,五個席次都一致投下贊成票,讓許多公民朋友都無法接受。而這個結果,卻是在當初在2016年的選舉過程中,就可見端倪了。

而內部的決策機制,也是檢視政黨價值的重要依據。時代力量的創黨成員馮光遠,縱然接受了時代力量在2016年的國會選舉中,跟民進黨的選區協調,卻在選舉完一年之後,以時代力量主席團成員的身份,在線上公開直播、闡明退黨理念:「當我看清楚某些戴著改革面具的法西斯、偽善者,動輒收割大家工作成果的時候,我就說,我馮光遠,作為一塊踏腳石的階段性任務,應該可以結束了吧,我馮光遠幫某些人打聚光燈的工作,也應該到了下班的時候了吧。」

馮光遠一年前的感嘆,言猶在耳,面對地方選舉的關鍵年,時代力量的佈局策略,也讓許多小黨夥伴以及公民團體朋友吒舌:在小黨資源不多、各自經營的狀況下,時代力量卻拉長戰線,將在高雄對戰基進黨、在台北對戰社民黨、在雲嘉南對戰台聯黨、在桃竹苗對戰綠黨的狀況。這讓關注台灣進步價值的選民朋友們相當為難:大家都希望台灣可以蛻變、跳脫過往藍綠對立的侷限,但若沒有適當的協調,往往又是親痛仇快的結果。

在資源侷促的狀況下,沒有分裂的本錢、如何開創合作的本事?「第三勢力」的積極意義,卻在選舉實作的策略上,充滿著實驗性;這也是我們在懷想二二八事件的同時,叩問著島上每位公民的當代台灣的民主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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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易俊宏

自由工作者、獨立講師;陽明大學研究所畢業後,主要推動倡議培力工作,主張台灣的民主深化,應從思辨對話與行動開始。目前身兼台灣綠黨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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